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7)04-0049-08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国家以及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在领导中国人“站起来”的革命历程中，毛泽东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第一次对关于中国文化的一系列问题作出了解答，认为中国人迫切需要并且有充足底气具备文化自信。他自豪地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①毛泽东文化自信思想的伟大意义已经由历史做出了证明。今天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探讨文化自信问题，也可以从他的思想中汲取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毛泽东论文化自信“为何必须”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陷入了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对中国如何救亡图存、未来将向何处去的问题，各种思想流派先后登场。这些思想在内容上各有区别，大体可以分为两类：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和全盘西化思潮。前者最早表现为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固守封建文化而不敢跳出“祖宗之法”的窠臼。进入20世纪，这种思潮又以“尊孔读经”、“中国本位文化”论、“新生活运动”的面目出现，被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用作推行专制独裁的封建统治的工具。全盘西化思潮发端于严复等改良主义者对文化保守主义的批判，这种思潮认为中西文化的关系是古今的关系，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西化。比如其代表人物胡适认为“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②，只有先“认错”方能虚心引进西方文化，以“救这衰病的民族”③。 青年毛泽东正是在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思潮中思考和探索文化问题的。在长沙学习期间，毛泽东的文化观特别是中西文化比较观总体上看还没有超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度。他对包括各种封建主义文化复古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④，所谓“中体西用”根本无法挽救国运，只是“自大的思想”、“空虚的思想”⑤。毛泽东认为，旧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并不是一些人所谓的“人种不如外国人”，而在于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受到封建压迫，“中国所以诸般事情都办不好，不是我们根本的没能力。我们没能力，有其原因，就是我们没练习”。⑥在批判封建主义文化观的同时，毛泽东对西方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想一度发生兴趣，曾认为要靠“得大本”的英雄人物对人民进行思想启蒙，以“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⑦，如此即可挽救民族危亡。 然而，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毛泽东的文化观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他逐渐认识到，在内无民主外无独立的中国，文化的变革绝不是少数英雄人物通过办学会、办报纸进行思想启蒙能够完成的；只有依靠人民大众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从根本上变革社会、建立新文化。他从主张思想启蒙转向举起革命的旗帜，意识到自己一度向往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并不是真正能够扭转民族命运的新文化：“彻底些说吧，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的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⑧ 在追求这“新文化的小花”的过程中，毛泽东一度像同辈人一样，为了强调新文化的革命性而在文化发展问题上持比较激进的主张。但他很快发现，陈独秀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虽选择了社会主义的文化方向，但对如何处理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以及如何发展中国未来的社会主义文化等问题的认识还不够成熟，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有些机械和生硬，难免忽视了文化的民族性和继承性。随着革命的深入，毛泽东更是发现那种机械教条的做派逐渐演变为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王明等人迷信马列主义经典文本和苏联革命的教条，一种盲目崇拜“钦差大臣”和“洋八股”的教条主义风气正严重危害着中国革命和共产党的建设，共产党人还没能真正扭转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那种被动、自卑的文化心态，还没有自信摆脱教条束缚，去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文化变革道路。 可以说，毛泽东没有将文化问题仅仅局限在“文化知识”、“文学艺术”等层面，而是始终将文化问题视作民族精神状态、整体素质的大问题。正因此他才更加清醒地意识到文化自信对危亡之中的中华民族的紧迫性，“复古的路”、“西方的路”和“教条的路”对自身文化的生命力和开放性缺乏信心，乃至根本否定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它们都反映了自卑的文化心态，在深重的民族危机中，中国人能否具备文化自信直接决定了中华文明能否延续下去、未来将如何存在等严峻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人要扭转被动的局面以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必须把文化的变革作为革命的一部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清算旧文化、建立新文化，旗帜鲜明地反对“老八股”、“老教条”和“洋八股”、“洋教条”，破除那种“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⑨的自卑心态。只有这样中国人才能真正在思想上、心态上“站起来”，中国的革命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 二、毛泽东论文化自信“如何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