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舆论学理论研究通过对舆论学的研究对象进行界定，对舆论学的性质、功能、结构体系、基本范畴、核心概念等进行分析，对舆论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探讨，对舆论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进行梳理，从而对舆论学的学科定位、学科建设、发展战略以及实践指导等诸方面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的原因，我国的舆论学理论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舆论学的理论知识及其相配套的范畴和概念系统需要科学化和严谨化，舆论学的学科视域和核心议题在原有的基础上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 一、中国当代舆论学理论研究存在问题探析 每个研究领域都有其自身所必须面对的一些基本问题，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只能通过理论研究来解决。一般来说，舆论学研究包括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研究三大板块。其中，应用研究主要研究舆论管理、舆论监督、舆论引导、民意调查、舆情跟踪监测等实践工作的原则、方法和技巧等；历史研究的对象包括重大舆论事件产生、发展和衰变的过程，国际国内舆论管理的制度变迁，舆论学研究的起源和发展过程等；理论研究所要解决的则是事关舆论和舆论学研究的基本原理、基础概念和一般规律的问题，它是舆论学的灵魂和核心，是应用研究和历史研究的灵魂和指南。 舆论学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可以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加以体认。本体论方面，主要涉及舆论学的理论基础和知识体系问题。它需要解决舆论学的学科身份与学科定位问题，需要清楚地阐明舆论学的学科性质，界定自己的学科范围，同时还要对各种层出不穷的新概念、新观点进行甄别、筛选和提炼，积淀出支撑本学科的核心范畴和概念。认识论方面，主要涉及舆论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它需要通过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形成本学科清晰的研究对象和相对稳定的研究议题。方法论方面，主要涉及研究方法与研究手段的适配性和有效性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舆论研究曾长期处于停顿状态，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才逐步有文章发表。近四十年来，我国舆论学研究进入一个快速恢复和发展期，舆论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探索都取得了不少进展。1988年，差不多同时出版了两本舆论学方面的专著，一本是杨张乔的《声张自我的艺术——舆论社会学》，另一本是刘建明的《基础舆论学》。如果说前者的突出特点主要表现在对研究舆论重塑公民自我意识和建设民主化社会的价值，后者的贡献则主要表现在对中国特色舆论学理论体系进行建构的努力，这是我国舆论研究在新时期恢复活力的标志。自此以后，我国出版的与舆论相关的研究专著数以百计，发表的相关论文数以几万计，逐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舆论学知识体系。这一知识体系大致由舆论本体(本质特征、结构要素、类型区分、社会功能)、舆论运动(产生、形成、发展、演化的形态及规律)、影响因素(政治、社会、心理、媒介、技术等)、舆论控制与应用(舆论监督、舆论引导等)、舆论调查与测量、舆论史研究等几大部分构成。研究者在上述诸领域的知识生产或实践运作中，都取得了不少成果。与此同时亦不难发现，我国当代舆论学研究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梳理已出版的专著可以发现，概论性和对策性的研究占了主导地位；数量庞大的论文，更是以应用对策性的居多。缺乏深入的理论探索，是多年来我国舆论研究明显的不足之处。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稍加分析。 首先，研究视域比较单一，舆论学作为多学科交叉融合之研究领域的特色体现得不够充分。从学科身份与学科性质的背景来说，政治学是国外舆论研究的主要依托学科；此外，传播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公共政策学、行政管理学、医学卫生保健、国际关系、图书情报、计算机科学等专业领域也都在开展舆论研究，在学科结构上体现出显著的跨学科特征。我国的舆论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多学科交叉的特征，但这一特征并不明显。据一项实证研究，从1994到2013年这十年间，以“舆论”为题名关键词发表在CSSCI期刊上的论文，按所属学科分类，新闻学、传播学和编辑出版学共占总体的68%，政治学占9%，历史学和法学分别占5%，行政管理学占3%，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文学和艺术学各占2%。[1]可见我国的舆论研究主要是依托于新闻传播学科展开的，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视域相对比较缺乏。更重要的是，各学科之间以相互征引文献资料居多，真正的协同研究很少。这种状况亟待改变，因为它不利于舆论学研究本质上所要求的跨学科交叉渗透，不利于研究方法的改进和多元化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舆论学研究解决的是舆论的形成、兴衰与作用等一系列单一学科无法解决的复杂社会现象，这就必然要求不同学科背景的舆论研究者广泛地开展交流合作，通过学科互动促进理论创新，从而在问题发现、研究途径、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出新的开拓。 其次，研究导向偏重应用性，真正有学理深度的议题建构和问题开掘远远不够。陈力丹教授指出：“我国舆论学理论的研究目前只有不多的人在做，多数人专注于眼下的各种实用性的舆论调查，而对什么是舆论(特别是对舆论数量的把握)，如何在面对舆论、舆情之时划清马克思主义舆论观和法西斯主义舆论观的界限，认识不清。”[2]理论研究的薄弱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在基础理论研究层次，对学科概念系统的讨论不够充分，特别是基本范畴和核心概念的“概念化”工作做得不到位，距达成必要的共识还有较大距离；另一方面，在理论与实践连接层次，对策性思维占主流地位，缺乏必要的理论提升。改革开放以来，早期的舆论研究大多停留在图解政策或对政策的应然式、期许式解读上；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议题选项逐步多元化起来，开始广泛涉及“舆论学基础理论、舆论场、舆论生成机制、舆论领袖、突发公共事件与舆论危机、谣言传播机制与治理、舆论监督、舆论引导、舆论调查与舆情研究方法、舆论与司法问题等”。[3]但从另一侧面来看，如何从这些选项中提炼出相对稳定的研究议题，凝聚成真正有价值的学术问题，并且从理论上加以概括总结，恐怕还要打一个较大的问号。根据一项对1985-2014年这三十年间舆论研究所做的定量统计，其中发表于中文核心期刊的论文占总数的21.75%，发表于CSSCI期刊的占7.4%，发表于其他更高层级期刊的占1.95%，其余则发表于普通期刊。[4]一般来说，发表于CSSCI期刊以及更高层级期刊上的论文往往学术性更强，而其他论文多以应用性和对策性为多。前面提到的那项实证研究通过对“关键词共现图谱”的呈现亦表明，在词频上位列前五位的分别是“舆论监督”“舆论引导”“舆论导向”“新闻舆论监督”和“网络舆论”，大多对应于中国特色的对策性研究。从这些侧面都可以管窥我国当代舆论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和侧重点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