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7)10-0109-18 王国维晚年任教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一起造就了清华国学的短暂辉煌，此人所共知者。但王国维此前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信导师一职，而且是在北大数度邀请之下才勉强就聘，其过程之复杂曲折可能就不大为人所知了。1927年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之后，罗振玉天津贻安堂为刻《王忠悫公哀挽录》，其中收录陈守谦、罗振玉、樊炳清等诸家传记，皆未言及就聘北大事，后来杨钟羲所撰墓志铭也无只字言及此事。1928年，赵万里撰《王静安先生年谱》，在壬戌系年(1922年)末记云：“初，岁在己未，夏，北京大学文科拟聘先生为教授，倩先生友人鄞县马叔平衡先生为先容，先生却之。庚申，又提前请，先生仍以不能北来为辞。辛酉，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成立，函聘先生为通信导师，强之乃就。”[1]赵万里提到了北大在1919、1920、1921年三度聘请王国维，而且经历了从文科教授到通信导师聘任方式上的改变，这应该是目前最早比较详细谈及王国维就聘北大之经过者。1929年，法国学者伯希和在《通报》第26期发表《王国维》一文，其中也提及：“1919年和1920年，北京国立大学聘请王国维任教授，遭到了他的拒绝。但是，1922年，他同意担任北京大学国学门的通讯导师。”[2]伯希和自己也曾担任北大国学门的通信导师，所以略知王国维的情形。 此后诸多回忆、传记始稍稍涉及此事，但大多不出赵万里年谱所记范围。如王德毅的《王国维年谱》只是在大致绍述赵万里数语之后，援引王国维致沈兼士信中所提出的四种研究题目以及与北大学生何之兼等五人关于联绵字研究的往返通信。[3]陈鸿祥的《王国维年谱》与袁英光、刘寅生的《王国维年谱长编》则依据《王国维全集·书信》，增加了1917年北大首次邀请王国维任教之事。[4]另如刘烜《王国维评传》、陈鸿祥《王国维全传》(修订版)、窦忠如《王国维传》等，对北大聘请王国维的整个过程有大致的描述。① 诸种年谱与传记虽然各有侧重、详略不均地记载或描述了王国维与北大的关系，但不仅在史实上时有阙失和混杂，而且往往未遑全面勘察王国维本人心态变化的历程及原因，以及罗振玉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实际上，厘清这一段史实，不仅对于考察王国维的生平思想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因着北大的民国背景、新旧文化杂糅的情况等，而使得王国维对于北大之请从坚拒到勉强受聘之间，其实包含着政治立场的对立、学术流派的分野、现代学科与研究机构的诞生等诸多问题。也就是说，考察王国维与北京大学及其他民国大学的离合关系，不啻为考察民国学人的政治观念和学术流变，提供了一个弥足珍贵的个案。 一、北大六请王国维 在民国之国立大学中，北京大学因为聚集着一批全国的学术精英，而成为公认的最高学府。学人若能厕身其中，自然是一种极高的学术认同和学术荣誉。大概也只有王国维“才享有几度不受北大礼聘的待遇资格”，[5]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王国维当时的学术声誉之隆盛和地位之尊崇。从赵万里、伯希和的“三请”说到陈鸿祥、袁英光、刘寅生、刘烜等人的“四请”说，次数的增加当然源于新材料的发现，但验诸史实，仍欠精确。以笔者之考证，从1917年8月至1922年2月间，北大方面对王国维的邀请至少有6次。 1917年8月5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前日蔡元培忽致书某乡人，欲延永为京师大学教授，即以他辞谢之。”[6]这是关于北大有意聘请王国维为北大教授的第一封信，由信乃知聘请王国维的想法最初出自蔡元培校长，此“某乡人”为其时正寓居上海的马衡。②今检《蔡元培全集》及《蔡元培书信集》，其中并无这封致马衡的信，故蔡元培何以有聘请王国维之意，一时也难以考索。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明确说是倩马衡为“先容”，则马衡是受命到王国维府上面请，而王国维“即以他辞谢之”也自是口头拒绝了。③ 虽然在关于北大聘约的问题上，此后数年王国维与罗振玉确多有信件交流，但实际上，王国维在向罗振玉第一次报告这一消息之前，即已经找借口回绝了，则拒绝之心固本于王国维的个人心愿。至于这种心愿与罗振玉的契合之处，自是另外的事情了。那么，王国维用以拒绝马衡的“他辞”究竟是什么呢？试看1917年8月9日罗振玉回信王国维说：“公能旅沪安稳，免致转徙，最佳。”[7]民国以后，罗振玉与王国维其实一直过着流寓的生活，王国维安居沪上后，生活稳定，学问也愈见其大，所以对于再度的“转徙”不免会心存恐惧，这应该是最朴实的原因所在。为了这一份难得的安稳，罗振玉甚至代王国维拒绝了日本两所大学对王国维的邀请，所以对于北大之请“公谢不就，弟甚谓然”了。④从罗振玉的回信来看，无论是王国维还是罗振玉，最初似都无针对北大的特别原因——或者说更深层的原因一开始并没有在话语层面充分显示出来。 1917年底，北大方面似乎有过第二次邀请，王国维没有在信中明确邀请的时间、人物及方式，但却在与罗振玉信件往返中讨论过沈曾植对北大之请会有怎样的反应。1917年12月31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北学之事，若询之寐叟，必劝永行。”此信未发，次日往访海日楼征询，当晚又致信罗振玉云：“北学事寐谓其可允，其如有研究或著述事嘱托，可以应命，并谓可乘此机会北行，作二月句留。果不出永所料也。公谓此事何如？”[8]若信中与罗振玉讨论的是1917年8月间的事，则王国维何以在第一次接到北大之请后的四个多月，才与罗振玉讨论沈曾植对此的态度问题？所以，更有可能的是，在1917年底，北大方面发出了第二次邀请。⑤1917年的北京正是纷扰异常的时期，张勋复辟闹剧刚刚结束，而曾秘密赴京的沈曾植在其中也担当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复辟虽然以失败告终，但遗老之心不死，所以沈曾植希望王国维应北大之请，“研究或著述事”应该是次要的，乘此机会北上，了解局势变化才是更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