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抗战研究辨误三题

作 者:

作者简介:
邓正兵,江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0056 邓正兵(1966- ),男,湖北麻城人,教授,博士,江汉大学武汉抗战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武汉抗战问题研究。

原文出处: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近年来,关于武汉抗战的研究不断取得进展,社会各界对武汉抗战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但是,武汉抗战研究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本是与蒋介石政权绝交的近卫第一次声明竟然被指称为诱降声明,本是日军第十一军在整个武汉抗战中的损失被说成是日军第二军在小界岭战役中的损失,明明是在武昌平阅路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被写成在汉口华商街。这些谬误的出现,与长期以来我们对待和研究武汉抗战及抗日战争史的观念、资料、态度密切相关,确实有必要纠正。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8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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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9915(2017)04-0098-07

       DOI:10.16387/j.cnki.42-1867/c.2017.04.012

       近二十年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研究不断取得进展,武汉抗战研究也日益走向深入,社会各界对武汉抗战的关注越来越多,地方党史系统、方志部门、文博单位、新闻媒体等也开始了对正面战场的关注、研究和宣传。[1]这当然是武汉抗战研究中的可喜现象,但是,由于研究的观念和模式不同,关于武汉抗战的研究不可避免存在一些问题。本人不揣浅陋,略举三例,求教于方家。

       一、近卫第一次声明是对蒋介石的绝交声明,而非诱降声明

       《武汉文博》2015年2期第一篇文章《抗战初期武汉抗战大事述略(上)》是1937-1938年抗战初期关于武汉抗战的大事日志,其中关于1838年1月有这么一条:“日军占领南京以后,日政府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国民政府进一步提出‘和谈条件’(实际为投降条件),未果。一月,日首相近卫文磨急不可耐地发表了‘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意图诱降国民党。”[2]

       这段文字,完全误读甚至可以说是歪曲了近卫声明的本意,也是在给当时正在积极抗战的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及其军队抹黑。

       1938年,近卫发表了三次对华声明,上文提到的是第一次声明,于1月16日发表。先看看其全文:“在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为了仍然给中国国民政府反省的最后机会,一直等到现在。然而,国民政府不了解帝国的真意,竟然策动抗战,内则不察人民涂炭之苦,外则不顾整个东亚和平。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帝国政府尊重中国领土与主权以及各国在中国的权益的方针,当然毫无变更。至昭和年间,帝国对东亚和平的责任日益加重。政府期望国民为了完成这一重大任务而更加发奋。”[3]386

       很明显,日本政府在陶德曼调停失败以后,对坚持抗战的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失去了耐心,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即不以国民政府为和谈对象,而要全力进攻中国,推翻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期望在中国能建立新政权,然后“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这完全是与蒋介石国民党的绝交书,哪里是“意图诱降国民党”呢?

       再看看近卫声明之后日本政府的解释和国民政府的反响,就更能明确“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含义。1938年1月18日,该声明发布后的第三天,日本政府又发表一道补充声明:“所谓‘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较之否认该政府更为强硬。本来,从国际法而言,为了否认国民政府,只要承认新政权,就可以达到目的。因为尚未到达正式承认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时期,所以这次开国际法上的新例,在否认国民政府的同时,把它彻底撇开。虽有发布宣战布告的流传,但帝国对无辜的中国民众并不敌视。又因为采取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所以,更不需要发布宣战布告。”[3]387同日,日本外相广田在回答国会质询时,进一步宣称这个声明“甚至比宣战更为强硬”。[4]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也很快对此作出了回应。1月18日,国民政府发表了《维护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声明》,表示“全力维护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方法如不以此为基础,决非中国所能忍受”。[5]此前,蒋介石虽然对日方抱有希望并作了一定让步,并通过各种途径与日方媾和,但是,他不敢也不可能接受日方提出的要求。而且,他对日方的让步也有一定底线,那就是以能否维持自己对国民政府的统治为限度。在日方明确“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在1月20日召回驻日大使许世英。日本也在1月28日招回驻华大事川越茂。6月8日,中国驻日大使馆全体人员返回国,而日本驻四川等内地省市的领馆人员也相继撤回日本。中日两国正式外交关系即告断绝。

       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学界受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观念的影响,受日本在抗战前期对蒋介石国民党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等观念的影响,无视日本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也无视蒋介石在抗战初期的积极抗战行为,一直拿陶德曼调停和近卫声明大做文章,甚至也不考虑近卫声明后中日两国政府和领导人的立场、言行和表现。尽管近卫第一次声明正是日本和蒋介石关系破裂的证明,可是仍然有人拿“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误导读者和民众。而一般作者和民众,在没看见原文的情况下,也不仔细考究当时的实际情况,稀里糊涂对这段“史料”加以应用。网上“百度百科”之“近卫声明”词条的解释开始即称近卫声明“是抗日战争初期日本以近卫内阁的名义发表的关于侵华政策的三次声明。1938年,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发表的诱降蒋介石、企图灭亡中国的三次声明”。这就完全混淆了近卫第一次声明和近卫第二次、第三次声明的区别。

       更有甚者,国内学界在翻译这段声明的时候,竟然多次误译。例如,《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之第十一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的翻译为:“一、帝国关于解决事变,坚持既定方针,以中国现中央政府为对手,实行调整日华全面关系。”[6]

       这段话的原文是:“一帝国ハ事変解決二関スル既定方針ヲ堅持シ支那現中央政府ヲ相手トシテ日支全面的関係ノ調整ヲ行フコトナシ。”[7]

       这段话翻译成中文应为:“一、帝国坚持关于解决事变的既定方针,不以中国现中央政府为对手来调整日中全面关系。”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的翻译掉了一个关键字“不”,整个文章的意思就完全反了。而《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是国内学界能够较早接触到的日本原文书籍译本,对其错误,多数人并没有深究。这样翻译和引用“史料”的结果,自然与事实大相径庭。而且,由于目前国内关于日方的资料译本并不多见,所以这个译本仍然被广泛引用。真所谓谬种流传,遗毒甚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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