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视的侵略

作 者:

作者简介:
何铭生,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跨文化与区域研究系研究员

原文出处:
抗日战争研究

内容提要:

根据瑞典语和丹麦语的原始资料,可以明白1937-1938年斯堪的纳维亚的民众和精英对日军在华暴行的了解程度。虽然相关的报道断断续续,缺乏连贯性,但斯堪的纳维亚人还是知晓日军在华暴行的。其实,不确定的伤亡数字、对暴行真实程度的低估,以及欧洲中心视角下对中国战场上西方人困境的集中关注等,这些主题在原始资料中均有所反映。这些资料明显地支持中方,并在意识形态影响下反感日方。即便如此,这种亲华情绪并没有引起瑞典和丹麦对日本采取诸如贸易制裁之类的惩罚措施。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8 年 01 期

字号:

       一、引言

       张纯如将南京大屠杀称为“二战中被遗忘的大屠杀”。①毫无疑问,在1937-1938年第二次中日战争最初的几个月,日军的暴行程度高于大多数现代战争。也有人认为,战后几十年,日军在华暴行被纳粹德国在欧洲大陆所犯的罪行所掩盖。

       然而,描述后人对战争暴行的遗忘,并不能说明:同时代的全球公众如何看待当时发生在中国的事件——以南京大屠杀为代表的日军侵华暴行。换言之,战后几代人忽视对中国战争记忆这一事实,其本身并不意味着这些事件在发生时就被人忽略。本文提出如下问题:有多少西方人了解这些事件?他们如何看待这些事件?为回答以上问题,笔者将丹麦和瑞典作为研究对象。

       (一)动机

       以上问题之所以值得研究,是因为历史事件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事件本身,也与同时代人和后代人理解、阐释事件的方式有关。从这方面来说,它可以看作是思想史的一部分,但并不仅限于此。因为知识可以转化为行动,所以它也涉及实用方面。故而,人们对当代或历史事件的反应方式依他们对这些事件的理解而定。就具体的例子来说,外界对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至珍珠港偷袭之间发生的事件是否做出反应,部分取决于他们如何阐释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所发生的情况。

       本文重点关注斯堪的纳维亚两个国家——丹麦和瑞典的外交官和大众对发生在中国的暴行的了解程度。之所以如此,主要因为无论分别还是放在一起研究这两个国家,都欠缺研究大国时的一些有利因素。

       自18世纪以来,丹麦和瑞典已经与中国建立了经济联系。20世纪初期,它们与中国保持着有限的经济交流。②例如,丹麦参与了中国电报网络的开发,但即便如此,在丹麦的对外贸易平衡中,中国只是扮演了一个相对次要的角色而已。③丹麦和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国家对中国感兴趣,但又不是太有兴趣。外交官们想了解在中国与日本的战争中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们并没有深度参与其中以至影响对此事的判断。

       (二)资料来源

       有大量原始资料可以利用,是选取丹麦和瑞典作为研究案例的另一原因。两国的国家档案馆保存了丰富的外交函件,此外还有与活跃在中国的斯堪的纳维亚传教士的来往信件。这些信函大多是瑞典语或丹麦语,因此其利用程度还没有达到像英文文献那样的水平。

       除少数例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派驻到东亚的外交官很少直接参与区域性的大国外交。相反,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期望他们能如实地向国内报告驻在国的情况,并向他们各自的外交部提供尽可能准确、完整的信息。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这样做,为现代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个资料金矿。

       结合当时丹麦和瑞典的新闻报道,利用这些外交档案,不仅有助于这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外交史研究,而且从更广泛的层面上来看,也为第二次中日战争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新视角。

       二、概述

       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有两个人在公众和精英层面对日军在华暴行的理解堪称典型。一位是丹麦商人伯恩哈尔·辛德贝格(Bernhard Sindberg)。大屠杀发生时,他在南京附近工作。他因在1937年冬和1938年拯救中国人的生命而在死后获得国际“辛德勒”的美名。④另一位是瑞典外交官约翰·雨果·贝克-弗里斯(Johan Hugo Beck-Friis),在日本侵华初期,他是斯德哥尔摩派驻中国的使节。

       (一)伯恩哈尔·辛德贝格

       中国军队撤离后,辛德贝格留在南京附近的江南水泥厂。他在1938年2月3日给朋友的信中描述了他的经历,这封信于一个月之后刊登在他家乡的日报,即位于丹麦西部奥胡斯的《奥胡斯教区时报》(Aarhus Stiftstidende)。⑤信中,辛德贝格直言不讳地描述了发生在南京的大屠杀,他告诉朋友“你不知道遍地流了多少血。从8月开始,我有多次感受到战争的恐怖。鲜血,鲜血,到处都血流成河”。辛德贝格还描述了他在江南水泥厂和南京之间的路途中所看到的景象:

       你能看见到处残破不堪。所有的村庄都被付之一炬。牲畜家禽都被抓去。触目所及,遇难的农民和中国士兵的尸体正被流浪狗和野生动物啃咬。只有在极偶然的情况下你才会遇到一个活着的中国人,年老体弱,现正孤单地四处走着,找寻残羹剩饭充饥。

       报纸没有涉及有关日军暴行程度的重要信息,但指出躲在江南水泥厂避难处的6000名中国农民及其家属被保护起来,免受日军的直接攻击,并继续引用辛德贝格的信:“附近的一座庙里有20000名中国难民。他们处境更糟(与江南水泥厂里的中国人相比),因为日本兵每天都会来此……”文章至此戛然而止,仅仅声明“信的余下部分不适宜发表”,可见对于普通出版物而言,余下的内容过于残暴。

       《奥胡斯教区时报》将以辛德贝格的信为基础的这篇文章置于头版,表明该报决定将其作为当日要闻之一。尽管如此,该文似乎并没有被丹麦其他主要报纸转载。直接的解释是:《奥胡斯教区时报》之所以在头版发表辛德贝格的经历,主要是作为当地居民的他,此时正在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度(对当时的丹麦人来说)身处险境。这种相当狭隘的区域视角在文章标题上也有所体现:“东方的奥胡斯人:最大的丹麦国旗飘扬在中国南京”,从增加故事的新闻价值角度来说,对日军暴行的描述似乎成了次要的。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