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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自20世纪初传入中国，便打上精英知识分子的印记。然而在1920年代，世界语吸引了相当大一批中等生学习世界语。其原因在于中等生从一个教育划分的概念逐渐转化为一个阶层的概念，他们对自身无法向上流动充满了恐惧与绝望，而世界语给了他们一个人造的“希望”，可以帮助他们跨越地域与身份的界限，与世界与人类相连。通过世界语的视角，我们将能发现在1920年代这个不确定的时代，中等生如何选择人生的实践策略，如何对抗不断下沉的命运，从而拓展我们对这个时代普通人精神生活世界的认知。
Ludwik Zamenhof,1859-1917)以希望博士(Espero)的名义发表世界语《第一书》(Unua Libro)，标志着世界语(Esperanto)的诞生。其目标在于本着“人类爱”，通过中立的国际辅助语，打破民族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界限，实现人类的和平与幸福。①世界语自20世纪初传入中国，便打上精英知识分子的印记。在世界语传播的过程当中，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我们看到的是这些人的名字：吴稚晖、章太炎、刘师培、刘师复、蔡元培、陈独秀、钱玄同、鲁迅、周作人、胡适、陶孟和、胡愈之、巴金等。②在既有研究当中，也多数聚焦于精英知识分子与世界语的关系。这类研究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围绕世界语引发的公共争论的研究，如中国文字是否当废、国粹是否当保，语言属性与文明的现代性问题等；③一种是人物个案研究；④一种是世界语背后的观念研究，如世界语背后对世界和世界主义的想象。⑤事实上，世界语在中国吸引的并不仅仅是精英知识分子。在1920年代，世界语吸引了相当大一批中等生学习世界语。⑥其原因何在？他们学习的目的与精英知识分子有何区别？这方面研究尚付之阙如。本文将主要通过《学生杂志》“通讯栏”内中等生的心声和“学生世界语栏”的内容，来探讨中等生何以投入如此大的热情学习世界语。 王汎森先生认为新文化运动以后，青年们陷入“意义虚无”的“烦闷”当中。⑦然而，对于中等生而言，不仅仅是“烦闷”的问题，而且还裹挟了对自身无法向上流动的恐惧与绝望。世界语却让他们看到了其最原始的意义：“希望”(Espero)，就像世界语是人造语言一样，世界语也给了他们一个人造的希望。在这里，人造并非贬义词，而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词汇，因为平凡的中等生也能通过自我的努力，可以触及世界与人类，可以与受过西方教育、精通英、德、法、日等外语的知识精英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这些对于他们来说原本都是遥不可及的。从历史的结果来看，希望和失望从来都是一对双生子，但是将那个曾经充满“希望”的时刻展现出来，我们将可以看到中等生在1920这个不确定的时代中如何选择人生的实践策略，如何对抗不断下沉的命运，从而拓展我们对1920时代普通人精神生活世界的认知。 一、苦学生的悲哀 所谓中等生，即中等学校的学生，包括中学生、师范生和实业学校的学生。根据刘宗灵的统计，1915年全国中学校(除师范和实业学校)有493所，学生数达59835人；1916年到1917年，全国中学校人数达60037人；1918年，全国中学校学生达117740人。到1922年，全国共有中学校547所，学生数103385人；师范校275所，学生数38277人；甲种实业校164所，学生数20360人；⑧乙种实业学校439所，学生数20467人。⑨中学生群体在1910年代的逐步增长，使得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引起媒体的注意。商务印书馆的《学生杂志》便以这些中等生作为其主要读者群，以“为全国学生界互相联络之机关，以辅助课业，交换智识为旨趣”。从1914年创刊至1920年，有将近1/5的中等生是《学生杂志》的读者。⑩新文化运动以后，随其影响的扩大，商务印书馆于1920年要求旗下的各期刊进行改版，与“新文化”接轨。(11)1921年2月，杨贤江开始接手《学生杂志》的编辑工作，对杂志进行改版，并切实为学生的需要和利益着想。1922年6月，《学生杂志》增加“通讯栏”。1923年10月，增加“答问栏”。这些改变使得杂志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有读者将《学生杂志》看成是“仁慈的保姆”，(12)有读者将其看成“学生界的明星”，(13)也有读者将其看成“青年的药石”。(14)杨贤江在通讯当中，更是称读者为兄弟姐妹。(15)正是因着这种读者与编辑之间逐渐建立起来的信任，读者在通信当中坦诚地将他们的心声呈现出来，“苦学生”的叙述在所有通讯当中占有很大比例。 鉴于《学生杂志》有诸多学生自称苦学生，高尔松专门写了一篇界定何谓“苦学生”。他认为苦学生有五类，第一类是因经济贫困无法继续就学；第二类是家里能负担但家人不允许继续求学；第三类是家里有钱但观念落后不允许继续求学；第四类是家里有钱也允许求学，但如有违背家人，便以断绝经济作为威胁；第五类是家庭经济尚可但不足以支持继续就学。(16)总结下来，这五类的中心其实就是“经济”问题，以及诸多与经济交缠的苦。 一种是地域之苦。按照1912-1913年的壬子癸丑学制，初等小学堂设于乡村和城镇，高等小学堂设于县城，(17)中学校、师范学校和实业学校主要设于各县城。(18)这些中等生大多在县城就读，这使得他们居于乡村与城市之间，也处于开放与闭塞之间。他们看到一些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书报，他们对知识有更大的渴望，便开始对县城的闭塞感到不满。他们频繁地用“不幸”来表达这种痛苦，如：“我处在这僻居西陲的陕西省，已不幸极了!尤其在这孤陋寡闻的华县成林中学校，既少师友指导，又乏新书参阅，实是不幸中的不幸啊!所以我平时的对象，充满了孤哀生活、忧郁生活、枯燥而庸碌的生活!”(19)“我处在这腹居内地的江西省，已不幸极了!尤其在这孤陋寡闻的吉安吉州中校，既少师友指导，又乏新书参阅，实是不幸中的不幸啊!所以我平时的对象，充满了孤哀生活、忧郁生活、枯燥而机械的生活!”(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