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382/j.cnki.1000-5579.2017.05.016 前法属印度支那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因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吸引了冷战两大阵营的目光，成为各大国角力的重要地区之一，更被美国视为遏制中国势力崛起的关键地带。地缘政治上的牵连，使得中国与印支三国利害攸关。这种息息相关的命运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双刃剑。就中国而言，印支地区虽然是制约中国向东南亚扩展的利剑，但反过来也是中国提升国际影响力、发展与外域国家关系的筹码。讨论印支事务的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61-1962年的日内瓦扩大会议，就成为中国恢复联合国代表席位之前为数不多的亮相于国际舞台的机会。有关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纵横捭阖地施展外交攻势，化解与西欧国家矛盾、促进印支和平的研究成果已颇为丰硕①；但关于中国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简称“老挝会议”)上外交政策及活动的研究则相对薄弱，现有成果集中于中美战略互动和中、苏、越政策协商之上②。本文试图通过介绍“老挝会议”期间的中国对法政策及活动，以展现中国是如何在与美仇雠、与苏龃龉的阶段，借印支事务与法国改善关系、促成邦交重建的过程，揭示中国的“两个中间地带”的外交战略已在形成之中的历史事实。 一 会前中法的老挝政策及接触的意愿 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确立了老挝主权独立、政治军事中立的国际地位。1957年11月，老挝革命组织巴特寮的领导人苏发努冯亲王与首相富马亲王达成《万象协议》，同意将所控的桑怒和丰沙里两省政权移交给政府，并组建联合政府以实现国家与民族的统一。然而，美国对于老挝联合政府深感忧虑，意图扶持右翼势力来掌控老挝大局。此举引发了老挝政局动荡和乱象频生，也激起中国与北越的警惕，从而加大对巴特寮的援助以展开反击，夺回对中、越、老边界地带的控制权。 1960年8月，奉行中立主义的富马在部分军方人士的支持下重组政府，但无力解决“左”“右”纷争。1961年1月1日，对老挝局势深感不安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致信相关国家，提议召开讨论老挝问题的日内瓦扩大会议。 中国将召开国际会议视为一条阻止美国干涉、避免战事蔓延的出路，并可在国际舆论上占据道义高地。周恩来总理向苏方指出，需要“把支持老挝和平中立、反对干涉内政、反对美国挑起战争、赞成和平谈判、召开日内瓦会议这些旗帜抓在我们手里”③。因此，他于1月14日复信西哈努克，同意召开国际会议，以维护日内瓦协议、恢复老挝的和平中立④。不过，中国没有放弃对巴特寮等左翼武装斗争的暗中支持，相信“以打促和”策略的有效性——如同奠边府战役的获胜迫使法国加速和谈，老挝力量占据军事优势后才能具有谈判的实力。因此，中方与越方一起，试图拖延停火以巩固老挝武装斗争的成果，并可得到有利的停火及后续的谈判条件。⑤ 4月21日，日内瓦会议主席国苏联与英国共同发出停火呼吁，并确定在5月12日召开扩大的日内瓦会议解决老挝问题。中国开始制定己方的谈判方针，同1954年日内瓦会议相似，决定区分主次矛盾、集中对付美国、分化西方阵营，并着重团结缅甸、柬埔寨等中立国家。陈毅外长在中国代表团的筹备工作会议上指出：“美国的捣乱、破坏，是不得人心的，甚至英国和法国也不会完全跟美国走，他们之间不是铁板一块，我们是有文章可做的。国际监察委员会三个成员国中，印度还保持中立的地位，加拿大的态度同英国差不多，波兰是支持老挝独立和中立的。缅甸和柬埔寨是赞成老挝中立的。我们要对所有中立国和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多做工作，争取同他们一道达成协议，迫使美国接受”⑥。 不过，由于中苏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分歧，中国的参会态度与前次日内瓦会议有所不同：首先，中国虽支持富马的中立主义，但私下鼓励巴特寮的革命斗争，因此反对给予老挝一个类似于奥地利的永久中立地位，不愿国际监察委员会对老挝停火撤军之后的事态发展进行监督和干预。而在1954年，中国愿意将老挝、柬埔寨置于中立地位，并同意国际监察委员会的监管。其次，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中苏关系紧密，保持政策及对西方态度的一致，而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召开前，苏联明显怀有与西方缓和的心态，中国则气势相对强硬、表现出独立性。再者，中国已非当年初出茅庐的样子，经过各种渠道与西方国家打了几年交道后，中国的外交手段更游刃有余、人脉也更为熟络。这些特点将促使中国在分化西方阵营时采取“又打又拉”的策略，既强调自身在老挝事务上的原则，又体现出希望与西方改善关系的意愿。鉴于法国在印度支那事务上的特殊性，法国很快成为中方重点攻克的谈判对象。 法国作为老挝的前宗主国，虽然政治军事地位被美国取而代之，但在经济和文化方面仍保有优势，并根据日内瓦协议保留了两处军事基地(塞诺和永珍下游)及一些顾问、教官和技术人员。⑦这使得法国在印度支那事务上保持着一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1959年8月，中国情报部门就关注到戴高乐上台后对印度支那所采取的中立化态度，认为法国在老挝问题上既支持美国和老挝当局以打击进步力量和削弱中、越影响，又反对美国搞军事挑衅或让东南亚防务集团介入老挝问题；法国支持日内瓦协议，保留在老挝的驻军、对抗美国的排挤。⑧ 不过，当时正值中苏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矛盾之际，中国对戴高乐当局采取冷淡处之的态度。直到苏联撤走专家后，中国设法调整与西方关系，重新邀请西方的重要人士访华。1961年2月8日，毛泽东接见法国参议员密特朗时，形象地描绘了中法之间存在一堵墙，但是“意识形态的墙和社会制度的墙，只要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是可以拆掉的。我们与法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这也是暂时的”。他还向密特朗发表了对老挝问题的意见，指出富马政府是合法存在的，不能让美国以武力干涉老挝内政⑨。毛泽东的谈话强调了两点：一是中法可以跨越意识形态的差异发展友好关系；二是美国才是威胁世界和平的共同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