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中共推行“会师武汉”计划期间，红军与英、美、日等国驻华海军多次在长江中游流域发生武装冲突，一时轰动海内外。当时的列强政府及后世的西方学者均将冲突的责任归结于中共“排外”，认为是红军首先攻击外舰。①入江昭甚至认为“共产党在长沙杀害外国人，烧他们的房子”，才招致列强兵舰的炮击。②然而，历史事实果真如此吗？中国史学界早有人揭露列强兵舰炮击红军的行径，并提出当年活动在长江两岸的鄂东红军，是红军战史上最早以劣势装备与国民党军舰及列强海军作战的事迹，但因资料所限，对冲突的经过仍语焉不详，多有遗漏。③笔者拟通过全面考察此次冲突的缘起和概况、中国社会各界的反应以及冲突对中共与列强的影响等问题，还原历史真相，揭示冲突的根源并非中共盲目“排外”，而在于列强嫉视共产主义并推行维护其在华特权的炮舰政策。中共走“农村包围城市”的反帝反封建革命道路，并最终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是历史的必然。 一、冲突的缘起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走上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8月21日，中共中央制定了武装暴动新形势下的反帝政策，一方面重申革命的目标之一是“完全解放中国于外国资本压迫之下(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及帝国主义的特权，取消外债，关税主自[自主]，外国人所占有的生产资料交通机关收归国有等等)”；另一方面又指出，在民众暴动胜利的地方，应避免与列强发生过早的武装冲突，为巩固新兴的革命政权，“应当暂时避免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夺回租界，没收外国工业使为国有等等)”。④由此可见，中共在坚持实现民族解放的政治理想的同时，也认识到自身力量与列强的差距，因而主张暂时采取一种比较务实的反帝策略。然而，时隔不到3年，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却提出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要求红军攻打武汉时“封锁长江，阻止帝国主义海兵军舰的自由驶入”，地方暴动时要“没收外国的资本的企业和银行”“没收教堂教会的土地财产”等，并称中国革命“不只要遇到残酷的国内战争，而且马上要遇到更残酷的国际战争”，“不是要避免帝国主义的进攻，而是要动员最广大的群众来参加反帝国主义的斗争”。⑤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中共的反帝政策趋向激烈，不再避免与列强过早发生武装冲突呢？ 长期以来，史学界多认为，李立三等人因受共产国际推行俄国“城市中心”革命道路模式、强调资本主义总危机尖锐化的“第三时期”理论和反右倾的影响，并高估国民党各派中原大战爆发前后的革命形势，才提出“左”倾冒险的军事计划。⑥这的确也是中共反帝主张激进化的重要原因，但是该计划的主要目标是推翻国民党的政权，李立三等人为何不采取促使列强保持中立的政策呢？这恐怕还与列强对中共的敌视政策存在一定关联。自1921年中共诞生之后，英、美等国认为，列强在中国面临的危险之一是“受俄国鼓励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国如果建立苏维埃政府制度，将极大地破坏西方和中国的传统条约关系，损害所有外国在华利益。⑦因此，列强始而在大革命期间力谋分化所谓国民党“温和派”，诱迫蒋介石反苏反共，继则对中共为反击国民党背叛革命而举行的武装起义进行干涉。如广州起义期间，日本海军陆战队以转移侨民为由在长堤登陆，并与起义部队发生枪战⑧；英国不仅允许珠江河南岸的国民党官员利用英海军的无线电调集部队，而且调派海军陆战队随同国民党军搜查船只，阻止中共党员从香港入穗。⑨广州起义之所以3天即告失败，与列强的干涉不无关系。又如1930年2月1日龙州起义发生后，当地军民因发现法国驻龙州领事馆要求国民党当局取缔共产主义的照会，愤怒地“将海关及各教堂、法帝国商店均一律没收”，并将法领事等人驱逐出境。⑩而法越政府不思反省，竟派飞机侦查红军，封锁中越边境，扬言“准备用飞机四架炸药四百磅”轰击红军，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所谓严重抗议。红军所以很快遭到国民党军的反攻，退出龙州，与“法帝之催促有很大的关系”。(11) 广州起义和龙州起义的失败表明，中共如果在列强有着较大利益的中心城市、交通重镇举行武装暴动，不仅要面对国民党优势兵力的进攻，且容易遭到列强的干涉，由城市起义夺取革命胜利，的确困难重重。毛泽东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也是为了避免重蹈类似广州起义的覆辙。毛泽东认为，江西资产阶级势力较小，没有本省军队，且“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可以农村发展为基点争取江西一省首先胜利。(12)但当时的中共中央还不能摆脱“城市中心”论的束缚，批评毛泽东“完全是游击战争的观念”，“对于帝国主义更是机会主义的观点”。(13)在李立三等人看来，既然苏维埃政权在扩大到大城市和列强势力范围的过程中，“必然要遇着帝国主义积极的进攻”，就无可妥协与退让，只要动员广大群众参加反帝斗争，并通过中国革命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就可以战胜帝国主义。(14)为此，李立三等人主张采取“没收外国的资本的企业和银行”等手段清除列强在华势力的反帝政策，并不惜以军事手段应对列强的干涉。从某种程度上说，当时列强对中共的敌视政策又是李立三制订军事冒险计划的一个动因。 李立三等人为推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军事计划，要求红军力争控制武汉周边的交通要道。如，要求红三军团切断武(汉)长(沙)铁路，进迫武汉；红一军团进取南昌、九江，“以切断长江”，掩护武汉胜利；组织鄂东广济、蕲水地方暴动，以“与十五军配合，占领武穴、田家镇，截断长江”。并强调“在夺取武汉过程中，封锁长江，阻止帝国主义海兵军舰的自由驶入”。(15)从军事角度而言，控制武长路和长江航道，是红军阻断国民党军队的兵员物资供应，防范列强的可能干涉，并最终夺取武汉的必要措施。即使国际法也有规定，“万国公法对于领海河川，一至战时，得施行封锁”(16)，红军在战争特殊时期于长江内水设置军事禁区，他国无权干涉。但是，国际法不过是恃强凌弱的工具，“乃行之列强与列强之间，非以行之列强与列强以外耳”。(17)自19世纪中叶以来，英、美、日等国先后通过《天津条约》《长江各口通商暂行章程》等不平等条约攫取了长江干支流的航行权和贸易权，并分别建立了多只炮舰组成的长江巡逻队或长江舰队，必要时还向该国商轮派驻海军陆战队员，以维持航运畅通，保护所谓条约口岸的侨民利益。北伐战争期间，美、英、日等国军舰就曾不顾国民革命军对武昌江面的封锁令，多次来往穿行，并与革命军发生交火。(18)列强本就嫉视中共威胁其在华利益，当然更不会听从红军封锁长江，对红军与国民党军的交战保持中立。随着红军“会师武汉”军事行动的展开，双方的冲突就是势所必然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