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改革史研究中的企业档案利用

作 者:
常旭 

作者简介:
常旭,历史学博士,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00044。

原文出处:
当代中国史研究

内容提要:

企业档案是国有企业改革史研究中的一座未被充分开发和利用的宝库,能够为国有企业改革史研究提供新的路径。在利用企业档案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史研究时,需要注意以下问题:一是充实背景知识,二是抓住中心工作,三是具备问题意识,四是重视调研访谈。立足企业档案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史典型案例的研究,不但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而且能够增进对国有企业性质的理解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信心。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7 年 12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K27;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7)03-0051-11

       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改革开放近40年来,国有企业改革走过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历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等纲领性文件的指引下,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了以全面深化改革为特征的新阶段。回顾和总结国有企业改革史,不但能够为现阶段国有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提供制度创新层面的借鉴,而且也能够为深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提供丰富而具体的案例。本文通过对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航道局)改革开放以来企业档案管理工作与档案内容的系统梳理,探索利用国有企业档案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史研究的思路。

       天津航道局由成立于1897年的海河工程局演变而来。海河工程局是中国第一家专业疏浚机构,是中国现代疏浚业的开山鼻祖。在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天津航道局承担着全国(尤其是北方)各地港口、航道的疏浚任务,是中国港口建设的主力军。天津航道局还编制了疏浚行业技术操作和管理规范的许多文件,培养并向其他航道局输送了一大批专业人才。作为国有大型疏浚企业,它不但是中国疏浚事业的领军企业,也是享誉国际疏浚市场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天津航道局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1986年天津航道局由事业单位改为企业;1998年政企分开,与交通部脱钩;2006年完成公司制改造,隶属于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更名为“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天津航道局奉行“立足北方、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经营战略和“诚信经营、科学管理、优质服务、恪守信誉”的经营方针,积极开拓国内外疏浚市场,足迹踏遍中国沿海30多个主要港口以及东南亚、中东、非洲、欧洲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天津航道局是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中交疏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疏浚)的全资子公司。

       一、国有企业改革史研究现状

       通过“历史性地审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演进历程和基本规律,能够为当今推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供有益借鉴”;对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研究,“必须坚持历史、现实与逻辑相统一的思路,既要遵循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历史规律,又要立足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现实困境,同时还要符合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理论逻辑”。[1]无论学者从事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研究,还是政府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制定,乃至企业进行具体的企业改革实践,厘清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历程都是首要功课。目前,相关的学术成果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侧重于历史考察,主要利用党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的相关政策文件和统计资料以及地方志、行业年鉴、新闻报道等,整体考察国有企业的制度变迁过程。如周叔莲、汪海波、张卓元、董志凯等人的研究[2],均属不同时期对国有企业改革阶段的系统回顾。章迪诚按年度收集整理了从1978年至2005年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与文献,尤为不可或缺的翔实论著。[3]另一类侧重于理论分析,从经济体制论、产权理论、发展模式论等理论视角,以政企关系、企业制度建设、企业社会环境为主线,考察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研究了不同阶段国有企业的性质、经营管理方式和改革演进特征,总结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特征和经验,深入剖析国有企业的问题并提出改革方案,如陈芬森、黄海嵩、黄速建、金碚、林毅夫、马建堂、魏杰、卫祥云、姚东旻、章迪诚、朱乐尧等人的研究。[4]

       无论是侧重于历史考察还是侧重于理论分析,以上研究成果主要都是基于宏观的视角,缺少基于企业档案而开展的微观研究。企业档案是指企业在研发、生产、服务、经营和管理等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各种门类和载体的记录,是企业知识资产和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除了一些部委和研究机构主编的大型企业史、行业史丛书(如“中国水运史丛书”)外,利用企业档案开展国有企业改革史研究的论著还比较少,无论从成果数量还是从研究方法来看,都未能尽如人意。胡乐明、宋云中主编的《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研究——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为例》[5]全面总结了近30年来中国海洋石油业发展的成绩和经验,通过对企业一手资料的客观分析和理论研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改革史提供了一个范例。此外,李亚雄和赵明华在研究上都采用实地观察、深度访谈等田野调查方法,收集和利用企业厂志、内部报刊等档案资料,并与国有企业改革的文献相结合。[6]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研究者难以系统地接触到国有企业的企业档案。如果能方便地获取和利用企业档案,不但从微观层面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史研究成果将会大量涌现,而且还可能极大地弥补田野调查等方法的不足,使研究成果更为全面客观。

       不过,这种状况正在悄然发生变化。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不断延续,一方面改革开放史研究日益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7]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日益将企业史的整理和研究纳入企业文化建设和制定战略规划当中。自2007年以来,经济科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由陈家贵任主编、黄群慧任副主编的《中国国情调研丛书·企业卷》,其中《浙江尖峰集团公司考察》、《山东鲁北企业集团考察》、《中国中钢集团公司考察》、《海航集团考察》等30余家企业的调研考察,应为这一趋势的一个反映。因此,企业界与学术界以项目合作的形式进行企业史研究和宣传将呈现方兴未艾的趋势。这将为学术界接触和利用企业档案开展微观的国有企业改革史研究带来可能。本文对天津航道局企业档案的研究即得益于其为筹备120周年庆典与高校合作的企业史项目。

       二、天津航道局企业档案的管理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档案管理工作逐渐恢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国有企业的发展进步,国有企业档案管理工作日益得到党政管理部门和企业自身的重视。1986年《国营企业档案管理暂行规定》和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出台使企业档案管理工作有了正式的法规依据。1996年国家档案局印发了《企业档案工作目标管理办法》,参照一系列详细的考评标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企业档案管理等级认定,这一举措对企业档案管理工作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99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六部分“加强和改善企业管理”,要求国有企业要“重视企业无形资产的管理、保护和合理利用”[8]。2002年《企业档案管理规定》颁布,规定:企业档案部门要“监督、指导本企业所属机构(含境外机构)的档案工作”,企业要“加强对知识产权档案和涉及商业秘密档案的管理”。[9]2009年《企业档案工作规范》出台,对企业档案工作提出了框架性以及实操业务指导。2013年2月1日国家档案局颁布的《企业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规定》开始实行,该规定指导企业正确界定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准确划分档案保管期限,促进了企业依法经营和规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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