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大概还没有哪一场重大战争能像抗日战争那样，唤醒了一个沉睡的民族，凝聚起了全民族的意志，成为近代中国从衰败走向复兴的转折点。抗日战争胜利对于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意义，无论怎样言说，大概都不会过分。然而，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学界对这一场战争的研究，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并不能与这场战争的重要地位相称。20世纪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49年以前，在战争与革命的年代，抗战史研究旨在为争取抗战胜利和建立新中国呐喊；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重在论证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和新中国政权成立的历史必然性；进入新时期以后到20世纪结束，逐渐转向促进实现两岸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来。与此同步，抗日战争史研究逐渐淡化了黏附在身上的非学术因素，研究的客观性和求真意识越来越突出。刘大年是新时期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重要领导者和研究者，与胡乔木、胡绳等学界领导一道，积极推进抗日战争史研究发展。在这一时期，刘大年几乎将所有精力都用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上，他突出强调研究的科学性和对中华民族复兴、发展的重大意义，主张在民族复兴和社会历史发展的视野下，“照唯物论思考”①，研究抗战期间中国国内和中日之间各种矛盾与问题，其学术建树和学术取向，为新时期抗日战争研究民族性的张扬和科学性的提高，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新时期抗日战争史研究新路向的重要引领者。 一、政治与学术之间：20世纪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 抗日战争是在民族危亡之际，国共两党合作并联合国内各阶级、各政治势力共赴国难的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叠加在一起，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力量不断发展演变，并直接影响到未来中国的走向。因此，学界对它的研究与评价自始就不是单纯的学术层面的问题，事实上，抗日战争史研究始终徘徊在政治与学术之间。 1949年以前的抗日战争史研究处在刚刚起步阶段，包括唯物史观在内各种理论学说并存，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非常粗浅，面相各异。这一时期，抗日战争史研究可分为战中和战后两个阶段：在抗战期间，有一些学者发表了对中日这场战争的看法，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学者及文章有雷海宗的《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扫荡报》1938年2月13日)、吕振羽的《欧局的变化与中国抗战》(《中苏》1938年第1期)、翦伯赞的《抗战的过去及其前途》(《中苏》1938年第1期)、侯外庐的《抗战二年来中华民族创作出的新历史》(《中苏文化》1939年第4卷第1期)、徐特立的《五年抗战的历史意义》(《解放日报》1942年7月7日)等。由于民族危亡空前严重，学者们的研究多是为了鼓舞民族抗战斗志，基于学术智识发表对时局的一些观感，如文化形态学研究者雷海宗就从文化形态生灭的角度阐述了中国抗战必胜的道理。在这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的文章表现得特别鲜明，值得指出的是，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的毛泽东，依凭他对战争的深刻洞察撰写了《论持久战》一文，不仅极大鼓舞了国人抗战必胜的信心，而且为国内学者，特别是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研究抗日战争史，提供了理论指导。抗战胜利后，由于内战随后爆发，在国民党文化专制高压下，史学界对于抗日战争史研究非常少，到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论著主要有高天的《八年抗战》(上海：新中出版社，1946年)、李石涵的《从“七七”到“八一五”》(扬州：苏北新华书店，1949年)、朱泽甫的《中国抗战史讲话》(哈尔滨：光华书店，1948年)以及华北大学教务处刊印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略》(1949年)小册子等，此一时期，也有一些抗战史料如1940年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抗战的中国丛刊”，分抗战的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专题出版。由于环境和条件所限，这些成果多以总结抗战的经验教训为主，学术性比较淡。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一百多年来西方侵略中国的历史，无论是基于民族义愤还是政权巩固的需要，新中国都有必要组织力量进行彻底“清算”。因此，外国侵华史研究成为建国初期一大热点，出版了一大批外国侵华史专著。刘大年的《美国侵华简史》是其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引领这一时期“外国侵华史”研究的重要著作。相对这一“热闹”局面，同属这一研究范围的近代日本侵华史研究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研究，直到“文革”结束，都显得异常冷清。即使有研究成果出现，学术深度也很有限。究其原因，大概有这样几个方面：其一，与这一段历史离当时太近有关，不仅客观上关于抗日战争的资料收集与整理尚未展开，而且档案的开放也不充分；其二，因为中国的史学家在历史上形成了一种偏见，即认为当代人写不好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历史只能由后人来写；其三，与政治环境有关，这可能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抗日战争史研究与如何处理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新中国与日本的外交关系等问题密切关联，直接影响着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开展；其四，与“文革”的干扰和破坏有关，极“左”思想导致一切学术研究工作都不能正常进行。当然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但是，从新中国成立直到“文革”结束这长达30年的时间来看，抗日战争史研究之所以一直停滞不前，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莫过于受政治因素的干扰。这一后果导致相关研究成果少得可怜，与我国台湾地区和国外学者的研究相比，明显处于落后状态。② 这一时期的抗日战争史研究，概如有学者所认为：“取得初步成果，但进展缓慢。”③据粗略统计，这一时期共出版抗日战争史著作和资料60余部，发表论文和文章400余篇。另外，在通史性的中共党史和革命史著作中有相当篇幅论述。分析这一时期抗战史研究，从史料看，可供研究的比较少，出版的资料大多集中呈现中共抗战的内容，如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和《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概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第三所编辑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等。从研究水平看，一是研究范围比较狭窄，对象比较单一，整个抗日战争史研究基本上局囿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研究框架，几乎看不到国民党及其军队的抗战。必须指出，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中共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战作用当然应得到极大重视，由于抗日战争的特殊性，想把这一段历史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割裂开来必定是错误的；另外，面对来自国民党的长期歪曲宣传，进行据实反驳，也是绝对必要的，但这决不应该成为“制约”或忽视国民党抗战的理由。二是对抗日战争诸多问题的评价，观点片面化，结论简单化，甚至存在谬误的现象比较突出。有学者曾就此指出：“对于抗日战争史研究，如果不能摆脱国共斗争的思路和格局，就只能互相丑化，互相否定，这不仅否定了国共两方的抗战，也否定了中华民族的全民抗战。”④因此，这一时期的抗日战争史研究受后人诟病的地方比较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