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7)08-0120-08 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社会新闻是一种专门的、拥有比国际新闻与政治新闻更广泛读者群的新闻类型。社会新闻早期大多分散地刊载于报纸不同版面，后来有些报纸将此类新闻归类于专版。到20世纪30年代前期，有的报纸如广州《越华报》正式把此类专版取名为“社会新闻”，使“社会新闻”成为一种专门类别，同时代报业论说者也把它作为一种专门类别来介绍与评论，其典型定义包括：“所谓社会新闻者，是专记盗贼奸拐婚姻以及家庭等等琐事，以示别于国际政治新闻而言。”[1]然而，学界对其进行研究的重视程度远不及于国际、政治新闻，尚未将它作为专题研究对象，本文将论述社会新闻研究的现状与可能的新路径。 一、难以进入革新模式的研究视野 在传统新闻史的论述范围之内，社会新闻大多只被当成一种尚待印证的史料来运用，它作为一种专门新闻类型，远未得到和它受读者青睐程度相匹配的重视程度，这和中国新闻学研究的长期取向息息相关。 21世纪到来之前，中国学者研究中国新闻史的主要取向、方法，是和19世纪晚期激进的中国人开始提倡、推介办报时的理念密切相关的。中国人自办报刊的第一次高潮是在19世纪末中国人深受甲午战败刺激的历史情境下涌现的，这使中国人关于办报的理论与评论都深深打上了革新、求强、救亡等目标的烙印。1901年，梁启超发表的《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阐述报纸需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作为外部条件；好的报纸则需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自身素质：“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当，四曰报事确而速。”[2]1902年，梁启超发表的《敬告我同业诸君》，又阐述报纸应当承担的两大天职是：“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3]以后不管报业实际状况如何，报业研究者大多以此为标准来阐述、评判报纸的自身情况与运行环境。 受到梁启超等人所谓“前新闻学”①[4]阶段的诸多论述影响，第一部堪称中国报刊史研究典范的专著——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于1927年面世。②戈公振在书中定义了何为中国现代报纸及其起点：“报纸者，报告新闻，揭载评论，定期为公众而刊行者也。”[5]据此，他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确定为中国“现代报纸”的起点：“自基督教新教东来，米怜(William Milne)创《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其内容有言论，有新闻之纪(记)载，是为我国有现代报纸之始。”[6]而在此之前中国已有的邸报，因为是官报，仅仅记载官方政令，没有其他消息和评论，不被认为是“现代报纸”。依此标准，戈氏认为，民国以后社会上涌现的众多商办报纸，因不欲卷入政治漩涡而不揭载评论，也就不能算作是符合标准的报纸。他写道：“夫自常理言之，报馆经济不独立，则言论罕难公而无私。但近观此种商业化之报纸则不然，依违两可，毫无生气，其指导舆论之精神，殆浸失矣。”[7] 作为新闻史研究著作，戈著的价值标准基本沿袭了梁启超那代人对报纸的看法与期待。据此价值标准，它对报纸的定义，强调要“揭载评论”，确保既有高度又趋革新的监督力与向导力；对报史的分期，把不以三大自由为前提、不以评论为重点的邸报划分在“现代报纸”之外；对阐述对象的选择，是专门选取那些他认为有精神追求的报纸作为阐述对象，将“现代报纸”中只求营利、无意论政的那些列为“毫无生气”的异类，不予阐述，仅予批评，没有给著作出版前后正趋繁盛的商办报纸及其社会新闻任何显眼的篇幅。 这种融合了梁启超之价值标准、戈公振之叙史框架的中国新闻报刊史研究模式，为后世新闻史研究者广泛沿用，笔者称之为新闻报刊史研究的“革新模式”。它的特点是把报纸预设为本质上具有现代性的现代化引擎，假定只要排除了运行环境的各种阻力——主要是政治威权的阻挠与迫害，它就会把中国社会引向现代化革新之路。从这个预设前提出发，革新模式一方面致力于检视那些属于“现代报纸”的报纸，发掘其革新内容，阐发其革新思想，审视其政治环境；另一方面致力于检视那些参与开办“现代报纸”的报人，阐述他们的著述、思想、生平、交往、事迹、遭遇；第三方面致力于阐述新闻行业组织、学术团体，检视这类组织与团体为争取“现代报纸”所需自由环境而作的抗争。 那些着重经营社会新闻而不刊载评论的报纸，因为不符合上述革新模式有关“现代报纸”的标准，常常被弃于研究对象的主体范围之外。拥有大量读者的社会新闻，被认为“无意识”或“无意义”，并且不受研究者重视的原因，除了“种类既多，流品亦杂，或捏造事实，或攻讦阴私，或自堕报格，诲淫诲盗”[8]之外，更因其“无非描写社会间有趣味之事件，以供各级人士之消遣”，[9]放弃了报纸引导中国社会走向革新的“天职”。其中，“无意识”主要是批评这类新闻没有表达出革新立场，只是一味地迎合一般社会意识，如有新闻论说者抱怨社会新闻经营者一味地“迎合社会的下流兴趣”、[10]“只图渔利不顾文化前途”；[11]“无意义”则是指其无意履行监督政府或者民众导师的天职，如1930年蒋介石在对中央政治学校新闻专修科第一期毕业生训话时说：“总理有言，宣传即教育，故新闻记者应为国家意志所有表现之喉舌，亦即为社会民众启迪之导师”，社会新闻因为无意承担上述职责而被蒋斥责为“无意义之社会新闻”。[12] 作为革新模式的后续发展，1978年以后确立的革命新闻史叙述框架，同样无法将社会新闻纳入研究对象的主体。革命新闻史叙述框架的最典型成果，当属方汉奇编著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和《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③这两大宏篇巨著在戈氏“古代—现代”(外国人办报—中国人自办政论报刊—中国人自办经营报刊)的叙史框架中，植入了近现代中国人因受西方侵略而寻求出路的革命史主线索。沿着这条主线索，这两部著作将中国新闻史按古代邸报时期、外国人开始在华办报时期、中国人自办报刊时期(初始时期、维新时期、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各时期)逐步递进的思路进行分期、分类描述，体系完整。由于革命报刊史的叙史框架贯穿着“报刊引导革命”的价值标准，而革命属于革新的暴力形态，以迎合社会意识为主要特点的社会新闻，也就不被纳入为革命新闻史研究的专门对象。[13][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