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文化于史”:宋育仁与近代经史之学的省思

作 者:
张凯 

作者简介:
张凯,浙江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杭州 310028)。

原文出处:
近代史研究

内容提要:

近代以来,新文化派推动经学史学化、以史代经,质疑老辈学人学术。他们以方法和材料为准则判分新旧中西,无形割裂传统学术与现代学科、知识与价值之间的关联。老辈学人宋育仁则提出“述文化于史”,尝试以孔门四科统摄现代学术分科,贯通义理与制度,在共和语境下重构儒学人伦与政教体系。其浓厚的复古、尊孔意识或有可商榷之处,但若以宋育仁与胡适等趋新学人的学术分合为线索,梳理近代学术流变的复杂理路,则既可丰富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路径,又能为当下反思以西律中的分科之学,谋求沟通中西、融汇新旧的新学术体系提供思想资源。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7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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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初整理国故运动和古史辨运动在今文学的影响下,扬弃乾嘉汉学,在学理层面对儒学及其政教理念予以彻底清理。新锐学人视老辈的学问只能代表过去,不足以开创未来,主张除旧布新,吸收新潮整理国学。①学界老辈章太炎、陈衍则发行国学刊物,端正学风,指示后学。宋育仁认为,学术是世运与政教兴替的根本,“旧政界苦于护短,旧学界苦于未闻;新学界苦于无所适从,新政界苦于无从说起”,新旧政学界“同堕苦海之中,致为潮流所荡”。②面对当下时世变迁,新旧两界在中西新旧的文明立场与政教模式中各执一端,难以调和。宋育仁遂联合廖平等学人发起四川国学会,创办《国学月刊》,再次提倡“复古即维新”,旗帜鲜明地批评整理国故运动的流弊。③以宋育仁与胡适等趋新学人的学术分合为线索,揭示尊孔、排孔与杂糅三种取向背后,民初学人关于经史关系、孔学谱系、四部与分科等议题的多元认知,当可呈现近代学术流变的丰富内涵。

       一、“治经门路”与“史家本色”

       如何认知、重构经史之学是四川国学会与民初整理国故运动的根本分歧。1919年,正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展之时,胡适宣称新思潮的意义是重估一切价值,以评判的态度审视既有的制度风俗、圣贤教训、公共信仰,“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有三种态度:第一,反对盲从,第二,反对调和,第三,主张整理国故”。④不久,胡适更明确提出整理国故的四点要求:历史的观念、疑古的态度、系统的研究和系统的整理。⑤国学不再被视为不可动摇的学术之本,新文化运动是要斩断宗纲,输入学理,以西学的眼光重新诠释传统学问,创造中国的新文化。四川国学会则明确以探求中国内圣外王之道为宗旨,批评时下旧派学者仍欲持理学、史学、词章之学回应新学,“不知新学初起,即为反对理学,因理学自承为孔子之道统。经学又只囿于章句考据,因而毁及孔经,以空悚无据,故新学力诋数千年历史,但为一姓皇帝作贡献之记注,以造成奴隶之性质,实由史学家发其反动”,“词章不过鼓吹学理,等于美术,尚复何说”。今日复兴国学,挽救新学横流之流弊,“必在讲明经学,以通经术”。⑥

       1923年,当胡适代表北大国学门发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时,宋育仁逐条予以点评。胡适提倡研究国学必须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在方法和材料上与欧美日本学术界展开比较研究。宋育仁认为:“通篇只此段统论与前后两段与此段相关处,吾亦表同情。虽有语病,只在太看重汉后二千年史料,未窥经术门径,故忽却秦前二千年史料”,指出胡适所言方法是“史家本色,非治经门路”。⑦

       史家本色与治经门路决定双方研究国学的方法、立场与学术本位泾渭分明。毛子水指示必须以科学精神研究国故,“对于一种事实,有一个精确的,公平的解析:不盲从他人的说话,不固守自己的意思,择善而从”。⑧胡适进而强调国故是中立的态度,借镜西学恰似近视者佩戴眼镜。整理国故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中国一切历史文化,破除门户之见,“各还它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不还他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他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⑨宋育仁却认为回到本位必须治眼,“原来近视,本光固在,即应由此,循步而进,如治近视,移步插香,还须由本地本光本视线,移远再看再看,不可再觅显微镜,把眼光弄坏就不可医了。今人如是如是,此所谓资料就是觅得西洋显微镜之比”。所谓“择善而从”“评判的态度”实为师心自用,“各人身上带着一个老师,评断是非,就是西人科学家也评驳得着。所谓主观的,客观的。今人偏要崇拜科学,又偏不从科学的客观,到不诬古人,却误了自己,又要冤了后人”,“明白了他们的本来面目,何以就配评判得他的是非”。⑩

       胡适倡导以科学方法来实现整理国故,中西互释的理念,难免以现代进化观念解释、评判中国思想与学术,将中国传统文化重塑为现代学科的知识与材料。宋育仁则认为中国文化自有其本位与主体性,所谓“学之为言,效也”,研究经学当知其言,通训诂,以家法师承为门径,下学而上达。“学也者,所以学为圣人也……尧舜至孔子皆一脉相承”(11),若已有先入为主之见,“心境已高,不能降心于经学之初程”,标榜“依科学方法之门而入”,却“不惮改经传以从己意,强不知以为解,所谓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他批评当下学者“皆欲飞行绝迹而至误于平空理想,无分新旧皆然,皆自师心而起。此无他,皆由以己为主观,学为客观,是以人人皆自贤而皆思出其位”(12),而为学之道,“宜先以学为主观,而身为客观,取科学之法程,为无我之起点”。(13)宋育仁以圣人之道为学,意在与客观知识对应,强调被视为客体的传统文化本有的精神与价值。换言之,科学的客观不应简单抹杀或忽视研究对象的精神世界与价值关怀,应从文化的内部入手理解、分析其本意,而非以外在的标准剪裁、评判。后者貌似客观,实际容易形成更深的主观偏蔽。

       胡适提出研究古学必须扩大研究的范围,注意系统的整理,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宋育仁认为:“咬文嚼字兜去兜来的圈子,就是在文字材料上盘旋”,古学是“书中有学,不是书就为学”,胡适是认书作学。今日学人仅能旁搜博采,“不过是类书目录的本领,尚不知学为何物”。学者必须集大义、微言于一身,“立身行道施之于世,则择众教民”,“今之人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不过欲逞其自炫之能力以成多,徒祸乱观听,既无益于众人,又无益于自己,凡盘旋于文字脚下者,适有如学道者之耽耽于法术,同是一蛊众炫能的思想。乌足以言讲学。学道适足以致未来世之愚盲子孙之无所适从耳”。(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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