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战背景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时期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尽管已经去世多年，美国学术界仍对他采取批判态度。在冷战斗士看来，作为一位资深中国通，芮恩施出使中国期间的外交作为可谓“一无是处”。1951年，埃兰·E.坎特宣称：“尽管芮恩施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者，却不是一位优秀的驻华公使”，“芮恩施在驻华公使任期内的外交行动是错误的，值得批判的。随着远东问题成为国际事务的前沿问题，我们早期驻华公使的外交缺点值得重新思考”。① 虽然冷战早已结束，但是中美关系作为主宰当前国际关系变化的重要因素，依然是不争的事实。中美两国关系不同于一般的国别关系，在两国关系的背后，还有一个东方儒家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融和问题，这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一直都在深刻影响着并将继续影响中美两国关系的变化及其走向。一百多年前，芮恩施远涉中国，担任美国驻华公使。适值一战爆发，旧有的列强在华势力均衡被打破，日本试图独霸东亚，导致美日冲突加剧。芮恩施置身远东国际关系变化的漩涡，他作为外交官的个人经历已与这段历史融和在一起，并成为20世纪国际关系史以及民国对外关系史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正如入江昭(Akira Iriye)所言，“这些中国通的经历凸显了美国远东外交的复杂意图和实践。此外，他们及其同僚们的生平、职业为我们考察中美关系史上这一关键时刻彼此交错互动的历史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②他们的经历所反映的不仅仅是美国史、中国史或者中美关系史，还涉及跨国界的文化融和。申言之，这是关于人类文明的整体性思考的问题，是对人类命运的根本关怀问题。 芮恩施是近现代中美关系史上一位重要且颇有争议的人物，其担任驻华公使期间也正是中美两国及双方关系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国外对芮恩施虽已有较多研究，但主要存在两种缺陷：一是研究者对芮恩施的论述仍局限于民族国家的视角，忽略了跨文化身份在他处理中美关系时所面临的种种遭遇；二是国外的早期研究没有利用馆藏于中国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没有注意到芮恩施担任北京政府顾问期间所面临的身份挑战。中国学界对芮恩施的研究非常不足，兹不赘叙。③本文尝试运用跨国史方法，考察芮恩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其不同身份之间的冲突，以及建立在其不同身份基础上的不同经历。具体言之，本文着重考察三个方面：首先，作为19世纪末美国著名的远东问题专家，芮恩施如何从学者的角度来思考中美关系问题，他的这一学术思想经历又如何影响了美国的远东政策及其实践？其次，作为一战期间的美国驻华公使，学者与外交官这一双重身份究竟对其外交行动产生了何种影响？再次，作为一名跨文化者，芮恩施卸任驻华公使以后在沟通中美两国文明上作出的尝试及其文化遭遇。 虽然芮恩施在一战期间身为美国驻华公使，这一官方职位使其在中美关系的开展上不得不受到美国国家利益的束缚，但是他的学者身份意识、进步主义观念及其超越政界、学界、国界的跨界经历又使得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具有浓厚的个人色彩，并带有深厚的美国进步主义时代的精神烙印。换言之，今日重新考察芮恩施的多种身份对一战前后中美关系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又具有“在国家之外发现历史”的别样意义。④ 一、跨界的缘起：芮恩施与进步主义时代的学术和政治 芮恩施是美国进步主义时代的著名政治学者，对那个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言，最优秀的人应该去改革政治或者投身政治，这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座右铭。在进步主义运动中，位于美国中西部的威斯康星州独树一帜，成为进步主义运动的楷模。芮恩施1869年出生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他在进步主义运动的精神堡垒威斯康星大学接受系统的学术训练，获得该校博士学位之后，在时任院长理查德·T.伊利(Richard T.Ely)的支持下，1899年留校任教，直到1913年出任驻华公使。芮恩施的治学理念深受其导师、著名历史学家特纳(Frederick J.Turner)的影响，特纳的边疆理论成为吸引他关注美国远东政策及远东问题的思想源泉。 如果说1913年芮恩施弃学从政、出任驻华公使，是一次从学界到外交界的跨界，那么他在十多年前以一个深受欧美文化熏陶的德裔美国人身份研究远东问题，并以此作为其毕生的研究志业，则是一次文化上的跨界。如果没有之前的跨文化研究体验，也就没有他后来职业选择上的跨界。芮恩施早前关于远东问题的出色研究奠定了他在美国学术界远东问题专家的权威地位，这段研究经历中所形成的有关远东问题的学术观点成为他出任驻华公使期间指导其外交决策的重要思想原则。因此，芮恩施关于远东问题研究的学术思想经历，以及他在此过程中所形成的跨文化个体思想体验，不仅是他处理中美关系的前史，也是后人在研究一战时期中美关系时经常容易忽略的一部分。 从文化背景上看，芮恩施是一个地道的欧美文化熏陶出来的学者。他是一位幸运儿，他的两位导师伊利和特纳分别是美国当时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伊利的社会改革思想引导芮恩施致力于谋求人类社会的进步，而特纳传授给芮恩施历史学的思维方式，并引导他发现潜藏于人类社会进步背后的经济和社会力量。⑤1898年6月，芮恩施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即到欧洲访学，先后旁听了莱比锡、柏林、罗马和巴黎等地著名大学的课程，1899年春返回威斯康星大学任教。此次欧洲游学经历使得芮恩施确信人类正进入一个新纪元，并将在政治、艺术和文明上发生大变革，他深感有必要对此作出解释。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行径及其对远东的疯狂瓜分，尤其引起了芮恩施的关注。早在1897年夏，他就开始酝酿一个宏大的题目——远东问题与世界政治。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