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起的空间

       有关“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研究已经从事实层面转向记忆层面。记忆视角的导入有助于深化对事件及其影响的理解，同时也对研究者的理论自觉提出了更高要求。

       自从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创立现代集体记忆理论以来，围绕记忆与历史的关系主要循着将二者区隔开来的路径展开：记忆是记忆，历史是历史。①与此相对，另一条可称之为“历史即记忆”的思路也受到研究者关注。如同古希腊神话中历史女神克里奥(Clio)为记忆女神尼莫赛尼(Mnēmosynē)之女所隐喻的，历史自诞生始即与记忆缠绕不清。记忆通过唤起形象、再确认以及主体的实践等途径，使自己成为孕育历史的母胎。如果说哈布瓦赫的路径告诉人们记忆的框架外在于历史的话，后一种路径则揭示了记忆本身涵育了历史这一事实。因此，针对具体的案例，即本文所讨论的有关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记忆，有必要区分两种不同的记忆：一是构成事件本身的记忆，即事件现场与亲见亲闻者的记忆表象；二是远离事件的记忆，即对记忆表象的再表象。本文研究的是前一种记忆，使用的资料自然皆为关于事件的即时记录。

       构成事件本身的记忆以证言形式出现。证言是从诉之语言的记忆开始的，被讲诉的记忆从一个集体向另一个集体流动，最后进入公领域。证言须经得起诘问，否则就不能构成事件。②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各种证言——外国人的和中国人的、加害者的和受害者的，在给予一定的阐释和确认之后，方可成为关于事件的证言，成为书写历史的史料。但是，无论是历史与书写，还是记忆与书写，皆难若合符节。追根究底，乃是历史/记忆不在场所致。当书写者试图唤起“不在”(Abwesen)并将其呈现于“现在”(Anwesen)之时，书写的局限性便绽露无疑。此外，书写行为不单面对过去，还跟主体的情感、意识乃至政治背景相关，诚如日本学者高桥哲哉所言：“记忆的困难已经不单单是时间之流逝和证人之死，以及源于日常性的支配——‘自然地’忘却，还有试图占有死者的意志和其‘作品’的修史=历史叙述的暴力。”③

       基于上述理由，本文与将记忆视为不证自明的物(thing)之存在的研究旨趣别异，试图截取两个断面，从个体层面考察死者的记忆和伤者的记忆，通过对这两种记忆的探究揭示记忆不仅是被叙述的客体，还是会说话的主体。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记忆研究不仅属于历史学范畴，还关乎记忆的伦理和政治之问题。

       死者的记忆

       有关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记忆首先是死者的记忆。所谓南京大屠杀，其地理范围并非仅限于城墙内外，还包括郊县的广大空间。死于南京这一符号空间的，既有被集体屠杀的死者，也有被个体屠杀的死者。这些由一长串冰冷的数字所表征的死者，无法用语言将生命终结的体验直接告诉他人，与生者的交流似乎终止了。文化记忆理论大家扬·阿斯曼(Jan Assman)在论及“交往记忆”(das kommunikative Gedchtnis)时认为，交流记忆是以个体生平为框架和日常交往为基础的记忆，是一种非正式的、尚未成型的记忆，可存储于他人鲜活的回忆中。但交往记忆无法附着于不断扩大的过去，随着记忆主体的逝去，交往记忆也随之消亡。④在笔者看来，如果扬·阿斯曼所说的记忆交流是生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的话，那么还存在着另一种交流记忆，即死者与生者(目击者和加害者)之间的交流记忆。死者以沉默的声音——尸体以及伴随肉体成为尸体的暴力——向生者传递记忆的痕迹，在此，交流记忆虽然不是双向流动的，但并未短路。生者将死者的记忆纳入自身的情感和意识后由此形成一种与死者交流的记忆功能。当生者正视内在化的死者的记忆时，会产生一定的心理和生理反应，甚至出现“心灵创伤”(trauma)症状。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成立于1937年11月22日的“南京安全区”是一方相对“安全”的空间。安全区位于南京城西北部，相当于城内面积的八分之一，在南京沦陷前后收容了大量难民。安全区的成立虽然没有得到日本方面的明确承认，但接到美国政府的外交照会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表达了尊重的意向。⑤尽管如此，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安全区里的外国人仍要时刻提防乱兵的骚扰和暴力。浩劫中，南京迎来了新的一年，在日军授意下燃起的稀稀落落的爆竹声更衬托出肃杀的氛围。1938年1月1日上午8时，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史迈士(Lewis S.C.Smythe)在家书中写道：“今天是我见过的最嘈杂、最令人不悦的新年。”⑥确实，不必说连日来耳闻目睹的暴力，就在前一天(1937年12月31日)，一位中国籍牧师的死亡，让国际安全区里的美国人悲痛不已，两位传教士在第一时间记下了自己的感受。美国牧师福斯特(Ernest H.Forster)在当天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有一个悲惨的消息。今天早上我醒来，发现卢先生的钱包和一张便条(他曾在汤山和东流当过传道师)。在这种恶劣的形势下，他变得抑郁、孤僻，在便条上他暗示已决定投水自杀。他应是今天登记，这个倒不用担心，他已40多岁。他早上是一个人出去的，我去附近的池塘查看，没有找到他的尸体，我希望他已改变了主意。我听说他最近一直存有轻生之念，昨晚休息前我还鼓励他要为了中国而活下去，上帝要他这样。他是个沉静温和的人，但我担心他一旦下了决心，任何人也不可能轻易动摇他。⑦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另一位委员美国人马吉(John G.Magee)——曾拍摄记录了日军暴行的12卷影片——在当天稍晚的日记中从另一个角度写道：

       今天我们都很悲伤，在汤山和东流工作的福音传教士卢小庭投水自杀。在日本人来到以前他对局势就相当悲观：从昨天他同我和福斯特谈话的内容及他所写的东西看，他深受中国历史上那些以死来抗争黑暗社会的人的影响。这是典型的东方人的观点。昨天福斯特告诉他，面对黑暗，基督教的观点是活着而不是死。今天一大早他就出去了，留给福斯特一张便条、一首小诗和他的钱包。福斯特过去一直同他睡在一个房间里。这确实令人悲伤，因为在这些考验人的日子里，他显示了良好的助人及无私的精神品质。福斯特和我都对他有很好印象，而我曾想过要推荐他去神学院学习。在他的信中，他说上帝不会把他的这一行为视为罪过的。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