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小平教授翻译德国学者甲柏连孜（Georg von Gabelentz）《汉文经纬》（Chinesische Graminatik）（1881）一书（2015），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广泛注意。这里主要谈一下《汉文经纬》等欧洲学者著作在清末对中国与日本学者所著汉语文言语法书的影响，以期深入探讨欧美汉语语法学由西向东横向力扩散与东亚近现代汉语学史互动而形成密切的“映射”“辐射”“循环”关系问题。 1.梅祖麟迷思：德国康拉迪与甲柏连孜 1.1 梅祖麟（2010）针对李方桂《中国的语言与方言》（1937）一文中所提出的汉藏语系分为汉语、侗台语族、苗瑶语族、藏缅语族四类观点，去补充李方桂之前一些欧美学者比如甲柏连孜、康拉迪等对相关问题的看法，借以表明，李方桂汉藏语系分类思想的形成，是前有所承，或“英雄所见略同”的②。1874年法国学者Rosny（罗尼）指出，要作比较必须从研究汉语古音开始，而同时，英国学者Edkins（艾约瑟）也发表了汉语古音研究论文。1881年德国学者甲柏连孜出版了《汉文经纬》一书。康拉迪（1896）引证了甲柏连孜观点，说明甲柏连孜先期研究是最为突出的学术贡献，梅祖麟的补充与阐发是客观的，这在汉藏语系研究史上很有意义。 2.德国甲柏连孜《汉文经纬》（1881）与日本后藤朝太郎《现代支那语学》（1908） 甲柏连孜等欧洲学者汉藏语系分类思想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亚日本、中国学者影响很大。 2.1日本学者后藤朝太郎（1881-1945）著《现代支那语学》（1908），就是在理论上继承和发展甲柏连孜等欧洲学者学术思想的重要著作之一（参看李无未，2014a）。后藤朝太郎在《自序》中声称，他在写作《现代支那语学》时借鉴了G.V.d.Gabelentz（甲柏连孜）和K.Arendt（阿伦特），以及T.Watters（沃特斯）、中国马建忠等成果，这就为我们确立甲柏连孜等欧美学者与日本中国近代学者的汉语语言学密切关系找到了最为直接的证据。 2.2 后藤朝太郎有关中国境内语言的地理分布，以及对汉语和藏语关系的看法，与甲柏连孜等欧洲学者的观点非常接近。比如中国语方言的地理分布，除了官话之外，其东南部方言，分为浙江方言、福建方言、广东方言三大方言。这三大方言进一步细分：浙江方言，有上海方言、宁波方言、温州方言。福建方言，有福州方言、厦门方言、汕头方言。广东方言，有广州方言、客家方言。后藤朝太郎力图找出汉语和同族语的“同源关系”：将北京话、广州话语音词汇与苗族语音词汇进行比较；证明安南语与汉语是同一个系属语言；将藏语语音、中国南方汉语语音、日本语语音进行了比较；使用了“语言接触”这个术语，把与汉语不同系属但“接触”最为频繁的日本语进行比较，这和后来的学者认识角度不同。但在北京官话之外，比如“南清”方言，以及安南、暹罗和中国藏语等语言，是否也具有“纯多缀音式”趋势，因为没有进行详细而充分的学术调查，还不能过早下断言。 2.3 在后藤朝太郎《现代支那语学》体系建构过程中，甲柏连孜等欧洲学者的汉语语言学理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汉文经纬》第一卷“导论和概述”中，甲柏连孜谈到了汉藏语系语言孤立型特征： 通过词序、虚词之类的外部手段，而不是通过词的内部变化或词形的变化来表达词与词的语法关系。人们从它们的词根所具的形式着眼，称之为单音节语言。除开一些松散的黏附成分，这些语言的词根通常由一个音节构成。称它们是歌唱的语言……每个词都带有确定的声调或音调。对于一个词的个性，声调和语音一样起着决定作用。唯有通过词汇的比较，才能确认这类语言之间是否真的存在亲缘关系。根据现有的材料，一项这样的研究有可能告诉我们：这些语言中的大多数，包括汉语、藏语、缅语、克伦人的语言、暹罗语及其近亲语言，还有一些不大为人所知的语言，都属于一个巨大的印度支那语系。除此之外的少数语言，特别是安南语和德楞语（姚小平注：孟语，培古阿语），也许属于另一个语系。（甲柏连孜《汉文经纬》4-5页） 而汉语，甲柏连孜认为：“有别于上述可能与它同源的语言，其特点表现在不止一个方面。”比如书面文献极为古老；变化因素很多，像与其他民族的融合，就具有腐蚀力；多个民族保持统一，抵消了来自各地方言的离心倾向；因为汉字的关系，使得一个词分化为两个或更多的词，具有丰富的变异特征。 有关汉语方言的论述，甲柏连孜参考了美国人卫三畏《汉英韵府》和英国人艾约瑟《官话口语语法》。论及官话，认为分为三种次方言：南部官话（南京话）、北部官话（北京话）、西部官话（成都话）。论及方言，浙江和江苏的方言，主要提到上海话；广东方言，提到广州话、客家话；福建方言提到潮州话和福州话。甲柏连孜说：“对庞大帝国其他方言土语，我们还不了解，因此，无法加以分类。”（18页）。 在“语音和声调”一章中，专门谈到了“方言和音韵”问题（甲柏连孜《汉文经纬》42-51页）。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列出的《方言声母表》和《方言韵母表》。其中，《方言声母表》标记6-8世纪汉语声母，以及官话、北京、汉口、上海、宁波、福州、厦门、潮州、汕头、广州罗马字声母读音；《方言韵母表》没有标记6-8世纪汉语韵母，但却标记了官话、北京、汉口、上海、宁波、福州、厦门、潮州、汕头、广州罗马字韵母读音。甲柏连孜也希望找出《切韵》和官话、《切韵》和方言、官话和方言的语音对应关系，但当时的汉语语音史研究由于受到语言理论和历史观念的局限，不可能如高本汉那样按照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拟定“共同语”并寻求出“历史音变”对应关系，甲柏连孜只好称：“至少就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尚未发现严整的音变规律性。我们所见似乎都是任意和偶然的。”（甲柏连孜《汉文经纬》51页）这实际上为高本汉等学者“发现严整的音变规律性”指明了明确的学术方向，这可以看作是历史语言学的一种“前奏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