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的汉语史研究，如果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王力先生《汉语史稿》出版算起，已经过去了60年，其间出版和发表的论著不计其数，取得的成就无疑是巨大的；但是在一些事关汉语史学科发展全局的根本问题上，学界迄今仍存在不同看法，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汉语史研究的对象和材料就是这样的问题。对象和材料紧密相关，所以放在一起讨论。 一、汉语史研究的对象问题 这个问题本来应该是清楚的：汉语史研究的对象当然是汉语发展的历史，确切地说，就是汉语口语发展史。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第一章第一节“汉语史的对象和任务”中虽然没有做过这样明确的表述，但是从他所论列的一些具体事实以及全书的内容，我们不难明白他所要研究的汉语史就是汉语口语史。在第四节“汉语史的根据”中，他说：“文字是语言的代表，因此，古代一切用汉语写下来的文字记载，对汉语史来说，都有作为资料的价值。但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接近口语的作品”[1]23。从王力的《汉语史稿》、太田辰夫的《中国语历史文法》到吕叔湘的《近代汉语指代词》等等，前辈大师们的汉语史著作无不贯穿着研究口语史这一基本精神。 但是近些年来，不断有人提出我们的汉语史研究只注重口语有失偏颇，或者对“口语性”提出质疑，对汉语史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发表了许多不同的看法。刁晏斌发表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2期的《传统汉语史的反思与新汉语史的建构》可以看做一个代表。在广泛参考相关论著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少观点，这篇文章摘要说： 汉语史研究取得巨大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其值得反思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在时间范围上，未能对整个历史实现全覆盖，具体而言，就是缺了现代汉语这一段；第二，在研究对象方面，很大程度上把文言和白话这两种文体搅在一起，又与“口语”纠缠不清，因此不具有严格的同一性；第三，在研究内容上有缺漏，对中古及以后的文言发展付之阙如。基于此，提出“复线多头”模式的五史并存的“新汉语史”：复线指汉语史有文言史与白话史两条主线，二者合为新汉语史的主体；此外的几个重要线索，近期主要有语音史、方言史和通语史，远期还要再加上口语史，以上多史合一，才能构成完整的新汉语史。[2] 对以上观点，谈一点个人看法： 第一，现代汉语是否应该包括在汉语史里面，是可以讨论的。目前把它们分为两个独立的学科，应该是基于共时和历时的区分，这样也便于研究和教学。这也是中国治史的一个传统，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等等一般也不包括现当代史。 第二，研究对象存在“不具有严格的同一性”的问题，详细论述见于该文的第二部分“关于汉语史研究对象的反思”，这是刁文的重点之一。他说：“一直以来，人们在汉语史研究对象是什么的问题上远未达成共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混乱。”[2]所谓研究对象“不具有严格的同一性”，作者是指：“古代汉语—文言，近代汉语—白话（其中：近代汉语—古白话，现代汉语—今白话）”，“既然如此，那么汉语史的研究对象就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文言与白话）了，而这两个对象之间显然不具有严格的同一性”。[2]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观点跟刁先生存在重大分歧，下面再详谈。 第三，中古及以后的文言发展是否需要研究，可以见仁见智。一般认为，汉代以后文言基本定型，句法和基本语汇比较稳定，虽有变化但是并不大①，我认为这个共识是符合实际的。如果有人有兴趣，中古及以后的文言发展史当然可以研究，但是那不是历史语言学意义上的“汉语史”，研究旨趣是不同的，而且依我看，研究的空间很有限，“油水”不多，郭锡良先生对韩愈古文的研究就是一个例子。[3] 第四，“汉语史有文言史与白话史两条主线”，这个说法值得商榷。 首先，“文言史与白话史”宜改成“口语史与书面语史”。其次，汉语史只能有一条主线，这就是口语史；书面语史只是一条副线，地位不能跟口语史相提并论。汉语史属于历史语言学的范畴，是特殊的（或个别的）历史语言学，研究目的是阐明汉语历史发展的真相，总结演变规律。汉语史的研究需要接受普通历史语言学的一般理论、方法和原则的指导，反过来，研究成果也可以为修正、丰富和发展这种一般理论、方法及原则提供参考。[4]1-2如果不是研究实际口语的发展历史，那就不是历史语言学意义上的汉语史。在我看来，汉语口语史是一以贯之的——从上古一直到现代。刁文说“远期还要再加上口语史”，“与上述五史相比，口语史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其各个方面以及与上述五史的关系均有待进一步厘清，因此把它作为第六史列入新汉语史中的条件还不成熟”。[2]这实际上是把迄今为止所做的大部分汉语史研究的口语史性质全盘否定了。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对上古文献的语言性质如何认定，也就是上古文献反映的究竟是口语还是书面语？这是汉语史学科里的一个重大问题。前贤对此有大体一致的看法，比如吕叔湘先生说：“秦以前的书面语和口语的距离估计不至于太大”[5]。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第一章第四节“汉语史的根据”中说：“……但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接近口语的作品。就先秦来说，《诗经》的《国风》就是民间口头文学的记载；《论语》也可能是孔门弟子所记录下来的当时的口语。当然，其他还有许多接近口语的作品，例如《易经》的《彖辞》和《象辞》就有许多俗谚在内。直到汉代，许多作品还是接近口语的。《史记》《汉书》里面有很生动的描写，也大多数用的是活生生的口语。刘知几《史通》所批评的‘年老口中无齿’，也正是忠实地反映口语的地方。魏晋的文章也和口语距离不远（如《抱朴子》）。自从南北朝骈文盛行以后，书面语和口语才分了家。”[1]23-24可见，《汉语史稿》依据先秦两汉魏晋文献所研究的就是那一段的口语史，而不是“文言史”。我们不知道刁文所说的“远期还要再加上口语史”，这个口语史将依据什么材料来研究上古的口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