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看中西方的范畴观

      范畴观指如何看范畴的界定、范畴的分合、范畴的形成，统称如何看范畴和范畴化（category and categorization）。范畴和范畴化是认知科学的中心议题，有了范畴和范畴化，概念才得以形成，经验才变得有意义，对人的思想、感知、行为、言语来说，没有比这个更为基本的了，理解范畴和范畴化才能理解我们的思言知行，才能理解人之所以为人。①

      已有的两种范畴观都是西方学者提出来的，一种是“离散范畴观”，一种是“连续范畴观”。前者认为范畴是离散的（discrete），甲是甲，乙是乙，是甲不是乙，是乙不是甲。离散范畴由一些客观的特征或必要充分条件界定，符合这些特征或条件的就属于这个范畴，不符合的就不属于这个范畴。在语言学界，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语言理论就持这种范畴观，例如，认为名词是名词，动词是动词，名词的界定特征为[+名性]，动词的界定特征为[+动性]，[+名性]或[+动性]都是“为此范畴所有而它范畴所无”的语法特征。这种范畴观的哲学基础是客观主义的形而上（objectivist metaphyisics），强调主客分离，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延续两千多年，一直被认为理所当然，无需认证，而且至今不衰。

      从维特根斯坦提出范畴成员的“家族相似性”开始，上述经典的范畴观受到质疑和挑战，哲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分别在各自的领域论证范畴是连续的（continuous）而不是离散的，甲和乙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存在许多过渡状态。以莱考夫为代表的认知语言学家持这种“连续范畴观”，例如，他们认为名词和动词之间存在一个由名性最强到动性最强的“连续统”，有许多程度不等而又难以划分清楚的阶段。这种范畴观反对主客分离，主张身心合一，认为范畴无法用一些客观的特征或条件来界定，一个范畴的内部成员地位不均等，有的是典型成员，有的是非典型成员，找不出共同特征来（只有“家族相似性”），所以连续范畴也叫“典型范畴”（prototype category）。

      关于这两种范畴观的详情，可参看语言学家莱考夫的论述。②这两种范畴观的争论，中国的语言学界过去并不怎么关注，两种范畴观都有人采纳并用来描写和分析汉语。以连续范畴观为基础的“认知语言学”在西方语言学界不是主流，在当今中国却大行其道（我这是陈述事实，不是价值判断），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值得深思。

      一、“分立”观和“包含”观

      上述这两种范畴观的着眼点是“离散”还是“连续”，但是至少从语言看这不是唯一的着眼点，实际还存在另外两个互有联系的着眼点，一个着眼于“分立”（exclusive）还是“包含”（inclusive），一个着眼于“是”还是“有”。先就前者而言，甲乙一对范畴，如果不是等同关系就有两种“之间”关系，一种是非此即彼的排斥关系，叫“甲乙分立”，一种是非排斥的包容关系，叫“甲乙包含”。以词汇概念为例，英语male和female的关系属于“甲乙分立”，man和woman的关系属于“甲乙包含”。从逻辑上讲，“甲乙分立”可能形成甲和乙的“交集”，“甲乙包含”则不可能有交集，因为乙是甲的“子集”。“分立”跟“离散”类同，但是“包含”不同于“连续”，连续范畴虽然中间是连续的，但两头还是分立的，不是包含关系。着眼于“分立”和“包含”的区别能更好地说明中西方在语言上的差异：西方的语言（指印欧语）及对语言的研究以范畴的分立为常态，中国的语言（指汉语）及对语言的研究以范畴的包含为常态，从大处看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首先，从语言和文字的关系看，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说“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③语言是符号，凡文字都是“符号的符号”，西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观点一脉相承，索绪尔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加以发挥。按照这种观点，语言和文字分立，语言学和文字学分立。但是中国传统的语言学，即“小学”，包括训诂学、音韵学、文字学，文字学一直是包含在语言学之内的，这是因为汉字跟西方纯粹的表音文字不同，它同时是表音和表意的。汉字大部分是形声字，例如“恸”字取“动”之声加形旁“”，跟词语“心动”的构造法一样；“遁”字表示逃隐，取“逃”之形旁“辶”加上“盾”之声及其转义“隐”，跟词语“逃隐”的构造法基本相同。西学东渐，国人推崇索绪尔，多有将语言和文字截然分开的，却忽略了索绪尔在书中特别指出的，“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在谈话中，如果有两个口说的词发音相同，他们有时就求助于书写的词来表达思想……汉语各方言表示同一概念的词都可以用相同的书写符号。”④《马氏文通》中的“字”仍然既指汉字又指语词，大众口头常说“你一个字一个字的说”。值得肯定的“白话文运动”说文言是“死的语言”，但并不否认文言（文字语言）也是语言。因此实际情形是，西方语言和文字是“分立”关系，语言是语言，文字是文字，⑤而中国语言和文字是“包含”关系，语言包含文字，文字也属于语言，是衍生的“第二语言”，对此可参看潘文国和徐通锵的相关论述。⑥

      其次，西方语言学的传统和主流认为，语法受规则的支配，是自足的系统，而词语在具体场合的使用属于语用法，简称用法，这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范畴。例如，名词动词属于语法范畴，指称陈述属于语用范畴，二者不可混淆。然而汉语的情形不同，例如“老虎”是名词，同时也是指称语，直接起各种指称作用，在“老虎是危险动物”一句中“通指”一类动物，在“老虎笼子里睡觉呢”一句里“定指”某一只某一些老虎，在“他终于看见老虎了”一句里根据上下文可以是“定指”、“不定指”、“专指”等，而英语名词tiger却不能直接充当指称语，必须加定冠词（the tiger）、不定冠词（a tiger）、复数标记（tigers）才起到指称作用。动词也一样，汉语动词“看见、睡觉”直接充当陈述语，而英语的原型动词see和sleep必须变换成saw、sees、are sleeping等限定形式才成为陈述性词语。再看主语和话题这对范畴，西方语言，主语属于语法范畴，话题属于语用范畴，虽有部分交叉，但概念上各自独立，不可混淆。例如英语The play I saw yesterday一句（play重读），the play是话题不是主语，I是主语不是话题，有形态为证（主语跟谓语要形态一致）。而汉语“戏我昨天看的”一句，汉语学界早已接受赵元任的观点和分析，“戏”是大主语，“我”是小主语，不管大小都是主语，因为汉语的主语其实就是话题，它表示动作者的几率只有50%，主语应该视为话题的一种。⑦因此西方语言学的主流认为语法和语用“分立”，只是小有交集，交集的部分叫“语法—语用界面”，中国语言学家认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界面，因为语法是用法的一个子集，用法包含语法。⑧中国的语言学家讲语法是离不开讲修辞和用法的，⑨因为语法包含在用法之中是汉语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