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时代的畏兀儿农民与佛教教团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2017)03—0097—19

      DOI：10.16363/j.cnki.xyyj.2017.03.010

      本文副标题所说的U5330文书，20世纪初被德国吐鲁番探险队发掘出来，现在是柏林科学院(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以下简称BBAW)所藏回鹘文文献中的一件。此文书由俄国突厥学家拉德洛夫校订并译成德文，作为其《回鹘文文书资料集》(Uigurische Sprachdenkmler=USp)中的第77号文书公开出版。此后，对于13～14世纪蒙古时代畏兀儿地区(波斯语，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的天山山脉东部地区)的税制和佛教社会的研究来说，此文书常被作为重要资料提及并引用。然而，过去的研究者依据的都是USp 中的校订，或止于部分的引用和研究，而对文书全部内容及其作用中某一方面的把握和说明，甚至对文书历史背景的再构成和分析，都是不充分的。

      本文首先给出U5330文书的再校订，以此为基础，订正过去诸位前辈学者对此文书作用和性质的误解。此外，围绕本文书作成历史背景的蒙古时代的畏兀儿农民和佛教教团，尝试指出其诸种面相。

      1.U5330文书的再研究

      (1)校订、翻译和注释

      U5330文书的出土地编号为T Ⅱ 4，因为它是由1904-1905年所派遣的德国第二次探险队，在吐鲁番盆地的主城高昌以东约100公里的七克台()遗址所获之物。据笔者亲眼所见，原文书纸张的尺寸是30.7厘米×43.4厘米，纸色介于浅灰色至浅褐色之间，是具有细小抄纸条纹(毎厘米9～10条)的中上质或上质纸。根据图片(图版1)亦知，此文书显然是用草书体书写的，所用印记也是印鉴(tamγa)以及简化花押()，而且，qalan税的用语证明(attest)确实可将其比定为蒙古时代。②森安孝夫进一步论证，U5330文书与七克台出土的其他三件文书(U5243=SUK WP01；Mannerheim No.2=WP02；Mannerheim No.4)具有共同的历史背景，故将它们统称为文书群( group)[Moriyasu 2002，pp.156-162]。其中，SUK WP01和WP02两件，梅村坦[1977a，pp.016-018，024-026]将年代比定为蒙古时代，尤其是蒙古皇帝进一步强化对吐鲁番地域控制的13世纪。因此，U5330文书也是同一时代的，即可将其比定为13世纪之物。

      拉德洛夫[USp]和李经纬[1996，pp.227-230]给出了U5330文书的校订和译注。但李经纬的文本和汉译文大致上沿袭了拉德洛夫的方案，故实际上可以说拉德洛夫的文本是唯一的校订本。以下，笔者以对文书原文的调查为基础，进行校订、翻译、注释。本文中回鹘文的转写，基本依据了SUK 2的折衷方式，其他诸种语言则遵从了常用形式。校订中，[]是对原文书破损缺落处的推测补充，()是据文字残画进行的推测补充，〈〉是对原文误脱的补充，｛｝则是原文抹消之处。

      

      圖版1 U5330(TⅡ 4)

      Depositum der Berlin-Brandenburg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in der 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Orientabteilu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