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随着议题的深化与延伸，史料应用的范围也不断扩展。早期的中国史研究，较关注于朝代兴亡、政局变革的重大议题，讨论的问题也聚焦于大人物、大事件；利用的史料以正史或相关编年与官方典籍为主。随着新研究议题的开发，转而探讨典章制度、政治运作等整体政治环境的发展与变迁，进而及于社会经济、学术、思想文化等不同层面，甚至跨越单一学术领域，触及整合性议题；史料应用相继扩及笔记小说、文集、金石碑帖乃至出土文物，研究方法也由考订、整理、叙述，而及于分析解释，提出通则性的理论。 宋代历史的研究议题与时段也在逐渐扩展。宋史虽然较晚引起中国史学界的重视，但宋代社会经济文化蓬勃发展，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型期。早期宋史学界的研究，多聚焦于创业时期的作为及巨大政局变革，且史料较为集中、内容相对丰富的时段，因此，北宋中期以前的研究业绩较为丰硕；相对的，偏安江南的南宋历史，因史料杂多、梳理不易，除理学与重要政治人物、政治议题外，研究相对不足。不过，近年来南宋士人的社会网络及文化交流动态制度史甚至讯息传递等社会文化的议题，及其在历史转折上的重要性，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 在研究议题扩大、史料扩展的同时，也产生新的问题。早期的研究都以重建史实为重，强调坚实考订的重要性，为避免史料应用不当，影响研究质量，前辈学者每以实例提示在研究时需要关注、遵守基本功夫：像陈垣教授关注版本、避讳，钱穆、邓广铭教授先后提出版本、职官、年代、地理及目录等关键性课题……这些都是研究中国历史最基本、也是学界易于忽略的重要问题。但随着研究领域扩大、史料不断发掘，尤其是汉籍电子数据库的开发，类多量大的史料取得便捷，研究的议题更为宽广。而在社会科学理论的强烈影响下，史学界重视解释与创见，反而疏于对史料基本性质的掌控；特别是在笔记小说、文集、方志等资料被广泛应用于研究议题后，历史研究与史料应用的关系更为复杂，问题的严重性也愈加凸显。 南宋史的研究与史料的利用，更值得关注。南宋特别是中期以后的历史，在史料上与北宋有两种差异。一是除南宋初期外，缺乏像《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那样编年明确、叙述完整、史料丰富的基础史籍；《宋会要辑稿》收录的南宋史料止于嘉定年间，并不完备；《宋史》对事迹与人物记载也失之偏颇。二是文集、地方志、笔记小说、金石文物等丰富多样，加上近年来相继发掘的考古文物与出土墓碑、文书，大大丰富了研究内涵。这些史料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包括对士人生活、社会习俗及宗教信仰等庶民事务，更贴近基层社会文化的层面，是带动新一波研究议题的主要资取对象。像宋人文集文类众多，内容丰富，除为人撰作的各类传记之外，尚包含当事人的政治与文化活动、人际关系，见证时政与环境变化，是研究政治与社会文化的重要资料。不过，这些典籍的内容较为片断、凌乱，难以汇整，加以缺乏编年明确且较完整、可资印证人事时地的史料，若对资料性质的了解不足，会导致时空、关系混淆的现象。加上版本颇有差异，会增加研究的困难。笔者基于研究南宋历史及利用文献史料的经验，曾以个别案例指出版本对宋代政治史研究的重要性。① 除史料性质与版本之外，对复杂的政治生态与多变的政局交织而成的南宋政治特性，更值得重视。南宋政治史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像邓广铭、刘子健、寺地遵、余英时、王曾瑜等前辈，从不同时段或重大政治议题入手，透过个案研究或分析政治转变的脉络、政局转折的探讨，都能较贴切地呈现南宋政治风貌。不过，若欲进一步掌握南宋政治格局与政权特质，则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须深入了解南宋政治生态复杂、政局多变交织而成的脉络性困难，了解史料中不同人、不同时间对同一事件、人物评价看法不一的问题。其背后的关键除因为个人立场的差异外，更是南宋政治局势变化快速，而且不停反复所致。因此在利用史料时，如何扣紧材料，形成时间脉络，是一项重要因素。本文即由此出发，从政治忌讳、人物评价、人际关系三个角度，重新讨论南宋政治史与史料利用问题。 二、南宋政局发展与变动 南宋153年的历史，政治环境变动激烈。这种变动主要源于金、蒙长期的压力，朝廷与朝臣因应此一形势的看法与政策差异；和战对南宋的求生存与发展影响巨大，朝臣对选择现实妥协的和议或恢复理想的主战，有不同的看法与因应方略；此一差异，成为南宋立国以来长期的论辩焦点与挥之不去的“国是”争议。同时，由于政策骤变，出现朝野对立、执政更迭频繁、人事激烈变动的现象。此外，皇帝个人意识、皇帝与太上皇帝意见差异的纠结，以及因皇位继承出现的权臣与异议朝臣政见冲突，相互交织，导致权势交替与对抗的问题。这些问题从高宗建立政权开始，一直延续到宋亡为止，是构成南宋政治的主要现象。 南宋初建即面临政治斗争。高宗在仓促之间被朝臣拥立即位，在战火炽烈、颠沛避敌的挑战中，既要重建政权，更要积极营建天命，强化个人继统的合法性；在维护个人权位与号召恢复、迎回二圣的现实与理想、生存与发展之间，存在多重矛盾。况且，在二帝被俘后，各种传言弥漫，甚至出现私撰野史、挑战高宗权威的现象。②这种复杂的内外交逼情势，形成高宗初期和战路线、权力结构与人事更迭相互纠结、频繁变化的情况。 高宗与秦桧推动与金和议时，面对文臣与武将激烈的反对，延续元祐以来以激越手段压制异议：如以讪谤朝政及禁私史为名，贬谪李光、赵鼎、胡铨等反和文臣；制造兵变对付岳飞、韩世忠，进而接收大将兵权。这些举措固有利于稳固南宋江山，确保高宗皇位、巩固秦桧相位；但众多文臣武将受到牵连，使得臣僚对和战及时政，采取畏避的心态，以持盈保泰、避凶趋吉。③秦桧死后，高宗对舆论虽有调整，但用人行政及对金政策，仍以维持现状为前提；即使金海陵帝挥兵南侵，亦心存退避，幸因宰相陈康伯坚持亲征及海陵帝被杀，才扭转时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