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为舅姑的服制在古礼经中分别为斩衰期、齐衰期，与为本生父母的服制相同，而这一服制也一直被沿用，唐代的正式礼典中依然记载如故，但宋代出现了明显的变革，在宋代五服制度①的主要文献中，司马光《书仪》卷六之《五服年月略》②、《天圣令》卷二十九之《丧葬令》所附的《丧服年月》③、《政和五礼新仪》卷二十四之《五服制度》④、《庆元条法事类》卷七十七之《服制格》⑤、朱熹《家礼》的丧礼⑥，“斩衰三年”条中有“妇为舅”或“为夫之父”的条文，“齐衰三年”条中有“妇为姑”或“为夫之母”的条文，说明妇为舅姑服制已由斩衰期、齐衰期变为斩衰三年、齐衰三年，且三年之制在宋代已经以国家礼法的方式得以确立，有宋一朝都遵行不悖。那妇为舅姑三年之制在宋代是何时入于礼法，又渊源何自呢？通过对宋初妇为舅姑三年之制入礼法过程的探讨，及唐、五代的渊源追溯，期以摹划出唐宋妇为舅姑服制的嬗递演进之轨，同时管窥宋初统一服制的首部礼典《开宝通礼》的服制来源。 一、宋初妇为舅姑三年之制入礼法的过程 五服制度中妇为舅姑三年之制，在宋初只是时俗之礼，通行于民间丧俗，刘岳《书仪》载录了该民俗。此时，妇为舅姑三年的服制并不具法律效力，要待太祖乾德三年(965)的诏令才正式开启进入礼法的程序。 诏令的由来是源于民俗与刑律的矛盾，民俗中妇为舅姑的服制不同于《宋刑统》中《户婚律》的条文，朝廷解官给假和议刑制服标准不一，官员可由利弊喜好而依据不同的标准。为避免这样的混乱局面，朝廷集议百官，后由太祖诏令统一服制，确定妇为舅姑服制为斩衰三年、齐衰三年。 《宋史》卷一百二十五《礼志》第二十八有如下记载： 乾德三年，判大理寺尹拙言：“按律及《仪礼·丧服传》、《开元礼仪纂》、《五礼精义》、《三礼图》等书，所载妇为舅姑服周；近代时俗多为重服，刘岳《书仪》有奏请之文。《礼图》、《刑统》乃邦家之典，岂可守《书仪》小说而为国章邪？”判少卿事薛允中等言：“《户婚律》：‘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各离之。若居周丧而嫁娶者，杖一百。’又《书仪》：‘舅姑之服斩衰三年。’亦准敕行。用律敕有差，望加裁定。”⑦ 依尹拙所言“近代时俗多为重服”，乾德三年民间丧俗中妇为舅姑服丧三年是普遍之事，但如尹拙所指出的，这与古礼、唐德宗时韦彤的《五礼精义》、作为《通礼义纂》蓝本的《开元礼义纂》(按，当为《开元礼义鉴》)和聂崇义的《三礼图》等官私礼书的服制并不相符，薛允中也指出“律敕有差”，妇为舅姑三年的服制不同于《宋刑统》中《户婚律》的条文。可见宋初，按时行之典章刑律，⑧妇为舅姑服周⑨，即齐衰不杖期。但后唐刘岳的《书仪》“亦准敕行”，这就造成了有司议刑制服和解官给假标准的混乱，于是朝廷诏百官集议以裁定标准。据《长编》卷六乾德三年十二月丁酉载： 尚书省左仆射魏仁浦等二十一人奏议曰：“谨按《礼·内则》云：‘妇事舅姑，如事父母。’即舅姑与父母一也。古礼有期年之说，虽于义可稽，《书仪》著三年之文，实在理为当……何况三年之内，几筵尚存，岂可夫衣衰麤，妇袭纨绮？夫妇齐体，哀乐不同，求之人情，实伤至治。况妇人为夫有三年之服，于舅姑而止服周，是尊夫而卑舅姑也。且昭宪皇太后丧，孝明皇后亲行三年之服，可以为万代法矣。”十二月丁酉，始令妇为舅姑三年齐斩，一从其夫。⑩ 魏仁浦等人集议后，上奏说明，按照古礼妇对舅姑，与父母一样同为期服，亦遵循礼经“不二斩”之义，但礼制已历经汉唐而时移世迁，服制在唐代就甚多增益，涉及的变礼如嫂叔服、舅服、舅姑为嫡子妇和众子妇服等都一直遵行，因此，依缘情立制之原则，不合于时宜的服制可应时而变，况“夫妇齐体”，应该哀乐相同，一齐守丧三年才合于情理。奏上之后，太祖“诏妇为舅姑丧者齐、斩”，(11)终以诏令的法律形式确定了妇为舅姑三年的服制，在整个礼法体系中有了比刘岳《书仪》更高的法律效力。 太祖诏令确定妇为舅姑三年服制后不久，该服制被采入《开宝通礼》，并在天圣五年(1027)，随孙奭《五服年月敕》变为正式律文，这可谓是舅姑三年服制入礼法又一重要程序。 开宝四年(971)六月朝廷修成《开宝通礼》，开宝六年(973)四月与解释它的《通礼义纂》同时颁行，(12)《宋史·礼志》称其“本唐《开元礼》而损益之”(13)，朱熹也认为是“多本《开元》而颇加详备”、“全体是《开元礼》，但略改动”(14)，但具体到妇为舅姑的服制，即是损益与改动的部分，《通礼》并没有取材于《开元礼》，而是依太祖乾德三年十二月的诏令(15)规定，妇为舅斩衰三年、为姑齐衰三年，与夫相同。今《开宝通礼》和《通礼义纂》都已散佚，北宋的五服制度只能见诸于司马光《书仪》的《五服年月略》(16)和《天圣令》的《丧葬令》所附的《丧服年月》(17)，而上述二者都为《开宝通礼》五服制度的录文《五服年月敕》的节略版。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天圣五年己丑”条载： 翰林侍讲学士孙奭言：“见行丧服，外祖卑于舅姨，大功加于嫂叔，其礼颠倒。今录《开宝正礼》五服年月一卷，请下两制、礼院详定。”学士承旨刘筠等言：“……节取《假宁令》附《五服敕》后，以便有司，而丧服亲踈隆杀之纪，始有定制。”已丑诏国子监摹印颁天下。(18) 天圣五年(1027)，孙奭从《开宝正礼》(即是《开宝通礼》)中录出五服制度为《五服年月敕》，两制、礼院详定后颁行有司。可见《开宝通礼》中的五服制度对当时颠倒的丧服制度并未有很好的规范矫正之效，时俗悍旧，待《五服年月敕》印颁天下后，朝廷要求“中外所有旧本更不得行用”，以国家律法的强硬形式一统服制，随五代而来及宋开国五十多年的风习，如“外祖卑于舅姨，大功加于嫂叔”，才有了较为彻底的改观。除此之外，关键还在于妇为舅姑三年之制，也随孙奭《五服年月敕》变为正式律文，成为唯一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