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之际发生了一场具有划阶段意义的社会变革，至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已基本成为我国学界的共识。多年来围绕这一论题争议颇多，涉及变革的属性、程度、起始、路标等诸多问题，因而形成各不相同或不尽相同的多种唐宋变革论，①但从总体上根本否定唐宋变革论的研究者仿佛极少。近期，唐宋变革论似乎遇到颠覆性质疑。有鉴于此，草成本文，谈些感想。 一、从是“对”还是“错”说起 唐宋变革是个较为复杂的论题，唐宋变革论又各式各样，只怕很难以“对”或“错”一字蔽之。前些日子，有篇访谈录在网上盛传：《唐宋变革论错在哪》(以下简称《错在哪》)。标题相当吸引眼球，加之受访者是一位当今在中古史学界颇具影响力的学者，于是访谈录收到奇效，点击率甚高。因访谈录谈及陈寅恪、唐长孺、田余庆、刘子健、张广达等大家，在习惯于浅阅读的某些读者中又流传：“陈寅恪等大家都是唐宋变革论的反对者。”该访谈录公布稍前，已有一篇书评颇受关注，即《宋代发生了一场“城市革命”吗》，②据说同样对唐宋变革论持否定态度。学友推荐，立即阅读。一读便发现：访谈录、书评与受访者、书作者的原意不尽相符。 受访者并未一概否定唐宋变革论，访谈录居然题为《错在哪》。一查方知，此标题系某编者所为。访谈录原载于2016年5月29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题为《陆扬谈唐宋变革论》。《澎湃新闻》发布这篇访谈录，标题是《唐宋变革论究竟是怎么回事》，与受访者的原意吻合。日前有幸偶遇陆扬教授，虽未暇深谈，但他证实：《错在哪》的标题和他无关，与其原意不符。不仅标题被误改，访谈录中的个别文字只怕也有记录之误。下面两句话就比较明显：其一，“陈寅恪从来没有关心过中唐”。众所周知，陈老有关中唐的论著颇多，其中最著名者当推《元白诗笺证稿》；其二，陈寅恪“好像没有‘中唐(变革)论’这个说法”。③习唐宋史者都记得，陈老《论韩愈》一文所说：“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④也记得，张泽咸曾引经据典，以此作为重要依据之一，认为唐宋之际变革论“还不如唐中叶变革说有力”。⑤上面两句话似乎不应出于受访者之口。 至于“陈寅恪等大家都是唐宋变革论的反对者”，更是出自某些读者的误会。据我所知，唐长孺、田余庆因其研究重点不在宋代，并未对唐宋变革论公开发表否定或肯定的意见。而张广达则是唐宋变革论的阐释者，且颇有深度。⑥对于将陈寅恪的中唐变革论与唐宋变革论对立起来，柳立言已指出：“这恐怕是误解，因为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人大多主张‘唐宋变革’的起点是中唐。”⑦中唐变革论与唐宋变革论其实是一回事，前者是就其起点而言。刘子健固然是两宋之交变革论的倡导者，但其同时又是唐宋变革论的赞成者。刘氏曾说：“从宋代开始，中国已经步入近代时期，阶级区分远不及唐代以前那样严格、硬性，阶级之间的流动性比较大，世族没落，平民式的家族抬头，都和近代社会相像或相近。”⑧在我看来，其中“近代”一类的词句未免欠妥。但刘子健并不反对唐宋变革论，应无疑问。此事并不奇怪，如王瑞来便既主张宋元变革论，又认同唐宋变革论。他说：“唐宋变革论与宋元变革论并不矛盾对立。”⑨ 至于前面提到的书评，恕我直言，只怕有将书作者包伟民塑造为唐宋变革论的反对者之嫌。书评反复说，唐宋变革论者如何认为，书作者又如何另有主张，将两者置于绝对对立的境地。在我的印象中，包伟民是一位相当标准的唐宋变革论者。他指出：“中外史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唐宋之际构成了中国传统历史发展中一个比较重要的转折期”，⑩并从财政史角度梳理出“赵宋以降之新局面”的3个重要表现。近年，他又是李华瑞主编《“唐宋变革”论的由来和发展》一书的参与者之一，著有《唐宋转折视野下的赋役制度研究》一文。(11)“转折”只怕不是“变革”的反义词，应当是其近义词。包伟民新近又说：“如何理解、对待‘唐宋变革’这个概念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12) 《宋代城市研究》一书创见颇多，但并非颠覆旧说之作。书作者说：“发展范式(除加藤的坊市制度崩溃论而外，还包括伊懋可的宋代城市革命说)有着充分的依据，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归纳。本书遵循前贤的这一思路，试图有所推进。”他所反对的是“范式过度强化”，但仍对唐宋之际城市所发生的革命性变化持肯定态度。此书的最后一段话是：“总之，经过自中唐以来长达两三百年的历史演进，大致到南宋时期，中国的传统城市终于进入其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并由此建构了此后近千年的基本格局。”(13)而书评则说：《宋代城市研究》一书“从城市史研究切入，揭示了宋史研究范式转向的路径——从片面的唐宋变革论转向更为客观的唐宋会通论，并提供了精彩的研究范例”。唐宋会通论与变革论究竟是什么关系？是“转向”还是“正向”？留待后文再议。矫枉难免过正，但从此极端跳向彼极端，终究不宜。 二、谁将内藤奉为圭臬 我个人认为，而今对唐宋变革论的最大误解莫过于：每提及唐宋变革，言必称内藤湖南，将一切唐宋变革论均视为“内藤假说”(14)影响所致，把所有唐宋变革论者都看作“内藤假说”的信徒。访问者与书评作者便具有这种倾向。前者称：“内藤湖南提倡的唐宋变革论影响极大。”后者更是说：内藤的唐宋变革论“直至今天，依然被宋史研究界奉为圭臬”。 “影响极大”“奉为圭臬”之说只怕不妥。仅就日本学界而言，就不是“内藤假说”一统天下，绝非独此一家，别无他店。我们应当知道，日本学界曾有以内藤湖南、宫崎市定为代表的京都学派和以前田直典、周藤吉之为代表的东京学派之争。他们虽然都主张唐宋变革，但并不相同。前田的“宋代中世说”与内藤的“宋代近世说”针锋相对，周藤的“宋代农奴说”与宫崎的“宋代自由佃农说”互不相让。加藤繁是东京学派开山祖师白鸟库吉的弟子，与内藤不是一回事。书评作者只怕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有将加藤与内藤混为一谈之嫌。2006年6月19日，加藤的弟子斯波义信曾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座谈唐宋变革。在回答提问时，斯波直言不讳：“这一点我和日本京都学派(内藤虎次郎)的看法很不同。”这不免让人怀疑某些言必称内藤者，对于日本学界乃至“内藤假说”究竟知道多少。曾到日本大学做访问学者、对日本学界了解较深的虞云国指出：“支持其唐宋变革说或宋代近世说的整个内藤中国史观，却脱不开他的时代与立场的烙印。”(15)如果对其“烙印”略有所知，相信更不会将其奉为圭臬。(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