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代历史学学科的产生，自20世纪20年代末，唐代经济史研究成为唐史研究的一个“专门领域”①，迄今已有较长的历史。在唐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三农”问题研究是重要内容，同样有着较长的历史。回顾唐代“三农”问题研究史可以发现，学界对农业的研究最为充分，对农村和农民的研究相对薄弱，但也取得了显著成绩。鉴于尚无专门梳理唐代农民问题研究史的成果②，本文试从四个方面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学术史予以述评。 一、农民生活状况、家庭经济状况研究成果丰富但优劣判断分歧大 黄榖仙最先研究了安史之乱后的农村，发表两篇论文阐述了安史之乱后农村崩溃的实况，扼要分析了政府和知识分子救济农村的策略方法等③。两文虽以农村问题立题，但都论述到了安史之乱后农民生活的艰难困苦情形。陶希圣、鞠清远合著《唐代经济史》，为第一部断代经济史著作。该书第二章和第三章对唐代土地制度与农业作了论述，并专列“农民之诸种相”一目，对唐代农民的生活状况作了贯通性的观察，特别指出了逃户问题的长期存在以及佃作制度的发展④。黄现璠《唐代社会概略》第一章考察了劳动者阶级环境之转变、所受豪强之兼并与贪官之榨取、受课役漕运之苦、逃亡与变乱等问题⑤，侧重农民群体的论述，对唐代农民的实际生活状况和所受压迫剥削多有揭示。日本学者河原由郎《安史乱后农民生活贫困的考察》⑥、筑山治三郎《唐代两税法下的农民生活》⑦，均明确以农民生活立论，是研究唐后期农民生活状况的专题成果。韩国磐《唐天宝时农民生活之一瞥》是一篇名作，也明确以农民生活立论，指出“天宝时的农民生活，并不像旧史所渲染的那样美满，根据敦煌和吐鲁番发现的物价资料的探讨，好的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差的必至破产流亡。所谓‘开天盛世’尚且如此，以后唐朝每况愈下，农民生活更坏。因此，天宝以后，农民起义就断续发生，终于汇成唐末黄巢大起义的洪流”⑧。 吴章铨《唐代农民问题研究》是一部专论唐代农民问题的力作，包括“土地问题”“租税问题”“农民地主政府”三章。该书对唐前期均田制下农民的实际生活状况作了细致研究，指出“平常人家耕地三十余亩，可以养活三四口，家庭人口再多，便要忍饥耐寒了。如果所耕的是上好田地，土地生产力好，那就宽裕些，如果是贫瘠田，就很难支持”⑨。该书还系统阐述了唐代农民贫困破产以及沦为佃农并终至“暴乱”的过程，揭示了农民的历史命运以及国家失去农民之后政权随之丧亡的特点。该书虽在中国台湾出版，然而研究方法和思路均符合唯物史观，许多结论性认识颇为深刻。 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形态的宏观和整合的研究。该书第二编第七章专门论述了北魏到隋唐时期均田制下受田农民的性质和经济地位，认为“受田农民的经济地位不但比佃农，而且比一般自耕农都显得优越”，均田农民“在缴纳赋税之后，能够占有相当于净租的一部分产品”⑩，给予了较高估计。郑学檬《唐代农民经济的初步考察》一文，对唐代农民经济发展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研究，论及唐代农民经济的一般状况、农民经济的脆弱性以及这种脆弱性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指出唐代农民经济在唐初一百多年中比汉代有所发展，农民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善，但这种发展和改善又是有限度的，而且其脆弱性没有改变，尤其是中唐以后，这也使得唐代社会经济发展不可能持久(11)。该文认为，农民经济是封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有唐一代农民经济的概况、特点、影响等作了扼要的宏观论述，认为农民经济经常处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状态，缺乏新陈代谢能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晏金铭对唐太宗贞观年间课户的赋役负担作了考释，指出课户(主要是均田农户)的负担“竟高达全年农业生产收获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认为当时农民的赋役负担沉重，生活状况艰难(12)。王士立对贞观年间农民生活状况作了探讨，亦指出贞观年间“农民最多也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一部分农民仍有‘饥寒之弊’，至于‘富给’和‘安乐’是根本谈不上的”(13)。余新忠对均田制下受田农民多种经营的生产状况和衣、食、住等方面的消费状况作了阐述，认为唐代农民需长年劳作，很少空闲，消费水平仍较低下，一般仅能勉强度日(14)。 张泽咸专门探讨了农民日常生活与市场的联系、乡村下户的生活概况，认为农民对市场有商品供给，也通过市场贸易取得某些生活必需品，但农民中的乡村下户的生活十分艰难(15)。黎虎主编《汉唐饮食文化史》第七章“饮食与社会”，重点揭示了普通劳动者的饮食生活状况(16)。黄正建对农民阶层的衣、食、住、行情形有具体研究(17)。魏明孔立论新颖，就唐代民间手工业工匠与农民的家庭规模作了比较，重点探讨了工匠家庭的类型和规模(18)，对梳理认识唐代农民家庭类型和规模有重要价值。张安福的专著明确以“农民家庭经济”立论，考察了农民家庭经济生活状况以及农民与国家间的经济关系和农民负担等问题(19)，所论具综合性并颇有新意，对唐代农民家庭经济状况和身份地位的估计也较高。张雁南讨论到农民阶层的消费情况和特点，对农民群体消费短缺状态作了专门分析(20)，富有新意。王淑端研究了均田制下的农民家庭经济，指出均田制下农民的身份地位有了提高，生产自主权有了扩大，对农民家庭经济的发展均产生了较为积极的意义，推动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出现，但两税法实施后情况发生了根本逆转(21)。商兆奎从制度设计与运作的角度，对唐代均田农户生计状况作了考察，认为农户负担异常沉重，均田制制度设计与运作实效之间的巨大落差使得农户生计处于低水平状态，看似合理的均田制度设计实际上是一个陷阱，很难把均田农户固定在土地上(22)。他提出的“均田陷阱”概念，值得重视。刘玉峰梳理考察了有唐一代农户经济的破产分化及萧条崩溃历程，指出唐代农民生活日窘、身份日贱、灾难日重，尤其是在安史之乱后不断走向了萧条和崩溃，直至最后穷困潦倒至极而被迫揭竿起义，没有摆脱中国封建帝制时代历代农民的历史命运(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