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内卷化”(involution，一译“过密化”)一词的溯源，中外学者多将之归于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在分析文化模式时所首创。①其实早在18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已经明确提出“内卷理论”(involutions theorie)。②这一概念后来被戈尔茨(Clifford Geertz)在研究印尼爪哇地区的农业时加以运用，并提出“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模式。③自20世纪80年代起，以黄宗智(Philip C.C.Huang)、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为代表的海外汉学家将“内卷化”理论充分运用于中国乡村史的研究之中。随着相关作品的引入，这一体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已被运用到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但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是黄宗智对华北、长江三角洲历史时期小农经济研究提出的“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概念，还是杜赞奇基于近代华北乡村研究提出的“国家政权内卷化”(state involution)概念，究其本质内涵而言，早在民国时期，我国学者如费孝通、乔启明、李景汉、方显廷和胡庆钧等人已从不同角度对其相关内容进行了较有深度的研究，值得后来研究者的重视。 一、“农业内卷化”与出路的本土研究 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体系“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④黄宗智的“农业内卷化”体系的构建正是建立在欧美学者长期研究的基础之上。20世纪60年代，珀金斯(Dwight H.Perkins)提出，14-20世纪中期，中国农业的大部分增长“似乎是技术停滞条件下，大规模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产物”。⑤他进一步指出，1949年以降，随着可耕地数量达到边际和人口的迅速增长，中国农业发展的潜力近乎枯竭，而现代技术的投入才是解决农业发展瓶颈的关键性因素。⑥珀金斯虽然对14—20世纪中期中国农业的发展表示肯定，但他强调，这种数量增长的背后是新土地开垦和人均收益停滞甚至倒退的结果，单位面积产量增加主要依靠劳动力的密集投入。⑦20世纪70年代，伊懋可(Mark Elvin)指出：在10-14世纪，由于技术发展、作物改进和土地开垦，使中国农业水平不断发展，达到一个很高层次。但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剩余劳动力不仅消费了原本的农业剩余，同时导致农业劳动力的密集化投入，进而使技术停滞，因此，14-18世纪的中国农业经济陷入了一种“高水平均衡陷阱”(the 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⑧在他看来，近代中国农业经济能够维持一种糊口水平，主要依赖高产作物的引进、新土地的开发与移民行为，但这些举措充其量只能维持经济数量上的增长却无法带动农业经济质的飞跃。⑨一言以蔽之，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海外汉学关于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模式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历经数个世纪高水平发展的中国农业已经陷入一种停滞，数量上的增长是依靠劳动力与资本的密集化投入，而非技术革新。在他们看来，“工业和科学革命”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解决乃是破除这一陷阱的根本途径。⑩这实质上基本涵盖了后来黄宗智所提出的“农业内卷化”理论以及破除这一怪圈的主要路径。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黄宗智对华北和长江三角洲小农经济的研究提出了“农业内卷化”理论。他认为，几个世纪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停滞和人口的迅速增加，小农往往只能将过剩的劳动力投入到有限的土地上来提高总产量以“糊口”，即以单位劳动力边际报酬递减维持贫困的生存。(11)换言之，农业经济的增长不是源于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的增加，而是由于劳动力的密集型投入，即“无发展的增长”或“过密型增长”。(12)“农业内卷化”使得农业经济长期停留在“糊口”水平，农民收入的增长只能勉强跟上人口的增加。(13)在黄氏看来，“乡村工业化”乃是破除“农业内卷化”的根本路径。(14)黄宗智的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在延续珀金斯等人的研究。而黄氏的相关理论，其实早在20世纪中前期，中国学者如费孝通、乔启明、李景汉等人已有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1930年，乔启明依据大量调查资料分析认为，这一时期“我国农民生活程度从事实上看去实已低到极限”。在他看来，个中缘由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农村人口过剩；第二，农户平均耕地面积缩小；第三，生产力低下；第四，交通水平发展滞后。(15)从乔启明对中国农户生活水平低下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实质上已经基本阐述了农业经济“内卷化”的本质内涵。对于如何破除这一陷阱，乔启明提出了三点主张：首先，针对人口的过密，实行移民殖边，发展实业，计划生育，一旦这种人口的过密化得以解决，那么户均耕地面积将得到增加；其次，人口的过密化问题解决后，随着农场规模的扩大，就为农业的机械化发展提供了可能，通过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费用的投入；最后，交通乃当下之急务，如果政府能注重这一领域的发展，农产品的销路也将随之扩大；通过这些举措可以从根本上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16)值得注意的是，乔启明突出了交通与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关系，而交通对于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无须多言。早在20世纪初期，张其昀已经注意到，作为中国重要面粉生产基地的汉口，其所用小麦大部分来自万里之外的美国而不是来自距离较近的汉中小麦产区，究其原因，“盖以西北麦价虽廉，然以人力、兽力之运输，其成本反较美国小麦为贵也”。(17)可见，针对“农业内卷化”问题，乔启明不仅提出了发展乡村工业化的对策，还精辟地指出了节育、发展交通等主张。 1934年，李景汉基于河北定县65个村庄的调查在分析华北乡村人口结构与问题时强调，农村人口最突出的问题是“人口繁密，超过了土地所能供给的限度”，从而严重影响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此处李景汉提出了乡村人口的“过密化”与农民生活水平之间的重要关系。在他看来，可从三个方面解决这一困境。首先是改进农业生产技术以增加生产，同时注重工业化的发展以吸收剩余劳动力；其次是向人口相对稀少的西北地区甚至是海外移民；最后是主张节育。难能可贵的是，与当时侧重于某种角度的主张不同，李景汉不仅意识到从生产力角度破除乡村经济“内卷化”陷阱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生产关系调整的重要意义。他认为：“社会问题是社会整个的问题，各方面的部分问题，都有互相连锁的关系”，因此，改善社会生产关系极为重要，如土地分配问题、合作经营问题等。(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