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回歸以來的十多年間，特區政府希望改變人們對澳門的刻板印象，於是採取了一系列的改革，隨之帶來了地理風貌、社會結構，甚至是話語的改變，後者便是本文的考察重點。 2002年是澳門回歸後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捩點。就在這一年，特區政府開放賭博經營權，打破了當時“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一家獨大的局面，國際投資者如永利、拉斯維加斯金沙和銀河娛樂等爭相進駐澳門市場。新的投資者帶來了國際先進的管理模式，傳統的賭攤逐漸被大型賭場及與之配套的綜合度假村所替代。在永利、威尼斯人、銀河等現代建築群裏，不僅有賭場，還有購物中心、餐館、電影院、劇院、展廳以及會議廳等娛樂休閒及會展設施。 除了以上所述能看得見的改變外，還有一種改變在社會話語中悄然進行。“賭博”不再是澳門這一古老行業的唯一關鍵詞。產業話語出現了新的關鍵詞——博彩。在特區政府的宣傳中，“博彩業”替代“賭博業”成爲更加“標準”的行業稱呼。博彩業、博彩話語，以及澳門社會文化的變化，隱含着話語與社會文化實踐之間的互動。即澳門博彩話語的建構與發展一方面受到社會文化因素的制約，另一方面也反映並推動了社會文化實踐的發展。基於這個理論假設，筆者擬對澳門回歸後十多年間的博彩話語變化展開硏究，調查範圍包括澳門特區政府公文、媒體報導和本地學術機構報告等三大範疇，通過考察關鍵詞“賭博”、“博彩”及其英文對應詞“gambling”、“gaming”在上述文本中的使用情況，對結果進行歷時與共時比較，以期探討話語如何表現世界，以及如何用意義建構世界。 鑑於考察的文本數量龐大，筆者使用了語料庫來反映關鍵詞的使用頻率及使用語境，硏究問題包括：(1)在不同範疇的文本中，“賭博”和“博彩”及其英文對應詞的呈現和表達；(2)關鍵詞及其搭配反映的社會文化語境；(3)澳門博彩話語與社會變遷之間的關係。這些問題涵蓋了語言學和社會硏究兩個領域，因此，筆者採用了費爾克勞夫(Norman Fairclough)所提出的辯證關係方法，作爲理論基礎來分析資料及探討結果。① 一、理論基礎、研究資料與範圍 “話語”是一個複雜且模糊的概念。不同學術背景的學者對“話語”有不同的定義。例如，費爾克勞夫從社會理論角度討論話語的概念；②布朗和耶魯(Brown & Yule)從功能主義的角度來討論話語；③富勒(Fowler)等從批評語言學角度討論；④文戴克(van Dijk)從批評話語分析的角度討論等等。⑤功能語言學者認爲，話語就是“使用中的語言”，⑥因此硏究話語就是硏究語言的使用。根據功能語言學理論，語言硏究離不開探討語言在人類生活中的使用目的和功能。以功能語言學及社會硏究相結合爲基礎的批評話語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簡稱CDA)更把語言看作是一項社會實踐，認爲語言使用的語境至關重要，這裏引用一個CDA硏究者的定義： CDA認為，話語——包括口語及書面使用的語言——是“社會實踐”的一種形式。把話語當成一項社會實踐，意味着一個特定的話語事件及形成該事件的情景、所涉機構及社會結構之間存在辯證的關係。這些語言外的因素影響了話語事件的發生；反過來，話語事件的發生也影響著這些語言外因素。即是說，話語既建構社會，也受社會制約。話語建構了情景、知識，以及個人和群體的社會認同及相互關係。話語的建設性表現在話語有助於維持及再生社會現狀，也表現在話語能夠促進社會演變。⑦CDA語言及社會分析並重的硏究方法，與本硏究的訴求比較吻合。不過，CDA內部有很多不同的理論分支及分析方法。在本文，筆者選擇了深受韓禮德(Michael A.K.Halliday)系統功能語言學影響的社會符號途徑，其代表人物是CDA的奠基人之一的費爾克勞夫。費爾克勞夫以韓禮德的系統功能語言學爲文本分析理論基礎，⑧同時引入了福柯(Foucault)的話語理論及一些新馬克思主義理論。費爾克勞夫認爲，“任何一項話語事件均可同時視爲一項實踐活動、話語實踐及社會實踐”。⑨換言之，分析任何一個話語事件，不應單純從語言學的角度作文本分析，而應考慮以下三個維度：文本分析、解釋文本產生過程的話語分析，以及社會文化語境分析，從而探討話語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對費爾克勞夫而言，話語“建立、維持並改變權力的關係，改變存在這些權力關係的主體(階級、社區、群體等等)”。⑩總的來說，費爾克勞夫的三維度批評話語分析方法探索了語言使用及社會政治文化語境之間的聯繫，特別是關注對社會現實、文化關係、身份認同、權力和意識形態的考察。從這三個維度對文本進行描述和對話語實踐進行解釋，有助開闊硏究者的視野，增強話語分析的解釋力。 本硏究收集的文本代表了一系列與澳門博彩業發展相關的話語事件。根據三維度分析方法，筆者規劃了以下步驟：(1)資料調查，考察博彩關鍵詞及其搭配的語義建構、使用頻率及使用語境；(2)分析影響博彩話語呈現的社會文化因素；(3)討論澳門博彩話語與澳門社會變遷之間的關係。 本硏究的資料調查時間自2000年1月1日起至2011年12月31日止。鑑於2002年是澳門博彩業的一個重要轉捩點，筆者將通過資料分析，考察在話語層面上是否也同樣地具有相應的重大轉折。硏究採用的資料主要來源於以下三個領域：政府、學術機構和新聞媒體。政府領域的資料，筆者通過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官方網站，收集了歷期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回歸前爲《澳門政府公報》，以下簡稱《公報》)全文及歷年的《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以下簡稱《施政報告》)全文。澳門印務局官網上可查到的最早一期《公報》發表於1976年，形式爲中葡雙語。《施政報告》也是以中葡雙語撰寫，英文版本基於中文版本翻譯，帶有“translation copy”(翻譯副本)的標記。學術領域的資料包括澳門大學圖書館開發的“澳門會議目錄及論文索引”與“澳門中文期刊論文索引”中的論文標題。“澳門會議目錄及論文索引”收錄了自1992年起在澳門召開或與澳門相關的學術會議，以及在會議上發表的論文的相關資訊，如會議名稱、主辦單位、論文發表日期、題目、作者等。“澳門中文期刊論文索引”收錄了在澳門發表的所有中文期刊的論文資訊，包括發表年份、期刊名、論文題目、摘要及作者等。新聞媒體的資料則通過“慧科”(Wisers)電子新聞剪報服務系統收集。“慧科”涵蓋了中國內地、香港、澳門以及台灣地區約四百多種報刊及雜誌所刊發的各類新聞和文章。筆者從中選取了澳門本地中文報刊的新聞標題作爲資料調查內容，並選用資料庫中的英文新聞標題作爲參考。以上資料組成了本硏究的澳門博彩話語語料庫(表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