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社会运动制度化转型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艾明江,厦门市委党校副教授。

原文出处:
台海研究

内容提要:

时代力量党是近年来台湾社会运动孕育的产物。从政治社会结构的视角分析发现,伴随社会运动产生的同时,台湾社会的政治参与结构、政治权力结构、政治传播结构三个方面也呈现出重大变化,从而推动了社会运动的政党化转型。这三个因素分别是:青年群体积极参与政治,政治参与结构出现变动,为社会运动政党化转型提供了社会支持;社会运动促成了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动,社会运动人士获得了社会运动的主导权,避免了社会运动资源被其他政党组织稀释或削弱;新媒体推动了政治传播结构的变动,社会运动依靠新媒体平台获得了广泛的组织和传播。正是在以上三个结构性因素共同变动的前提下,台湾时代力量党得以从社会运动中脱胎而出。


期刊代号:D424
分类名称:台、港、澳研究
复印期号:2017 年 06 期

字号:

       2016年1月,台湾地区“大选”和“立委”选举落幕,作为新兴的“第三势力”政党——时代力量党,在“立法院”选举中获得五个席次,一举成为台湾地区“立法院”第三大党。在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的“政党认同与政党形象民调”中,国民党与时代力量党的支持率也一度相当接近。①时代力量党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台湾地区政治新世代的来临。长期以来,时代力量党与台湾地区社会运动关系紧密,在2016年5月的TVBS民意调查中,高达91%的受访者认为“太阳花”学运让时代力量党受益。②在近年来的社会运动中,时代力量党的发起人大多都扮演了重要的组织者角色,在青年群体中拥有较高的政治支持度。与时代力量党一样,一些参与社会运动的社会组织也试图组建政党参与政治,但结果却不如人意,从社会运动转化为政党后往往难以适应政党政治的发展。③当前,时代力量党的崛起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时代力量党为何能成功将社会运动的影响力继续扩散到政党政治中,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深入思考,这也对于我们分析未来台湾地区政党政治格局的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就试图回答这两个问题:台湾地区近年来的新社会运动④为何能成功登上政党政治的舞台?时代力量党为何能将社会运动的影响力转移到政党政治中?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就必然要弄清楚社会运动与政党组织之间到底存在何种关系,二者的成功转化又需要哪些条件。

       社会运动的政党化转型是社会运动走上制度化的重要标志,安东尼·奥伯肖尔(Anthony Oberschall)认为,对于社会运动而言,成功意味着一个“制度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既有的组织、公众意见以及政府将社会运动视为部分支持者的合法代言人,并更好地承担实现运动目标的重任。“制度化”意味着社会运动自身失去了作为运动的特征,转变为压力集团,被吸收进入政党或者与能够代表运动支持者利益的公共机构结成联盟。⑤社会运动能够成功向政党转型,在很大程度取决于社会运动所处的“国家—社会结构”。一般而言,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之产生和发展的宏观结构,可以概括为三个因素:变迁、结构与话语。具体而言,变迁就是指社会变化,结构是指国家结构、社会结构,话语是指意识形态、认同、观念等。在这里,结构包括了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国家的结构及其行为方式;二是社会结构及其社会行动者的结构性行为。⑥社会化运动能成功转化为政党,就在于该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为社会运动的政党化转型创造了机会。本文就主要从政治社会结构的视角出发,分析台湾地区时代力量党从社会运动发展而来的演化过程。

       一、政治参与结构的变动

       台湾青年群体是台湾政治中重要的社会力量,据统计,20-39岁的青年人超过了715万,占1800万选民的39.7%,在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129万“首投族”(即20-24岁首次拥有投票权的人群)更是成为各大政党抢夺的票选对象,以“首投族”为代表的青年选民成为左右选举结果的关键性因素。以往,这群数量庞大的青年人在政治上相对冷漠,不愿意投票,并未对岛内政党政治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近年来,在所谓“公民觉醒运动”的推动下,台湾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度急剧上升,不仅积极参与社会运动,还积极投身各层级的选举运动,这也标志着,台湾青年已经成为影响台湾政治的重要社会力量。台湾青年群体在政治参与热情上一直处于大规模的释放过程,使得青年群体的聚集效应迅速增加,这种扩散的政治影响力也对台湾的社会团体以及政党组织产生了较大冲击。时代力量党的组织者则及时抓住了这个社会结构的改变,围绕年轻人和“首投族”展开工作,从而为自己赢得岛内相当多青年群体的支持创造了条件。

       岛内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为社会运动的制度化转型提供了政治契机。2008年,马英九执政后,台湾沉寂多时的社会运动开始重新发力。“野草莓”学运成为这一时期社会运动的开端,当时一些青年学生以所谓“公民人权、言论自由、警察暴力”等诉求,抗议大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来台后警方执法过当的举措。这场抗议运动透过网络直播,迅速蔓延全台湾。在这场运动中,一些青年学生涌现出了积极的政治参与性,其中就有后来成为“太阳花学运”领袖的林飞帆、陈为廷等人。从“野草莓”运动以后,台湾青年先后大规模卷入“乐生疗养院保留运动”、“反赌联盟”、“反国光石化”、“洪仲丘事件”、“太阳花学运”、“反核四”以及“反课纲”等社会运动。在这些社会运动中,一些积极的社会运动组织者不断涌现,例如艺人、作家、教授等社会精英,这些专业化的社运人士大多具有偏绿的政治倾向,一些人甚至参加了民进党的外围组织。社运人士在社会运动中拥有对青年学生较高的影响力,并成为后来领导时代力量党的发起人。例如时代力量党的主要骨干黄国昌、林昶佐等都曾是这些社会运动的主力,也是社会运动最大的政治利益受益者。由于社会运动的参与经验使得青年群体与时代力量保持了较为紧密的社会关系纽带,一旦社会运动向政党制度化转型,原有的政治支持也很容易转移到对现有政党的支持。可以说,正是通过这种社会运动构建的纽带关系,时代力量党才得以成功实现社会运动的政党化转型。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