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683(2017)04-0009-10 一、前言 从冲突到和解,再由和解到冲突,似乎已成为两岸不可逆转的互动模式,因为台湾地区执政党的更迭,使得原本两岸能借由和解,再进一步到“命运共同体”的期待又回到和解前的“冷对抗”。①的确,审视当前的两岸关系,犹如云霄飞车般的跌宕起伏。之前,在马当局的积极努力下,两岸关系一直朝着“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和平发展道路。但是,难以预料的是,台湾爆发了抵制《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所谓“太阳花学运”,着实让大陆方面搞不明白,台湾人民为何不能理解大陆的好意?此外,所谓“反课纲微调”的“反中”气氛,更让两岸间的和解气氛受到相当大的冲击,使得建构“两岸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企盼,似乎难有任何进展。当前的两岸关系出现了合作与对抗的双重性格,如果以“对抗”与“命运共同体”的两级光谱审视当下的两岸关系,正处于“对抗”与“合作”之间,既没有深刻触及完全对抗的危险,也没有达到真正的合作,不同于马主政时期的“竞争性的合作”,反而是“竞争性的对抗”日益突出(如图1)。更甚者,当蔡英文与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Donald John Trump)“通话”后,②蔡当局更应警惕的是,一个绝对可以预见的混乱时代,正追随在特朗普脚步之后,不断的暴冲,台湾很可能成为中美贸易战的受害者。
图1:两岸关系的变动光谱 诚如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东亚项目主任容安澜(Alan Romberg)以摸着石头过河评论蔡的两岸政策,认为尽管有关两岸沟通管道的许多说法喋喋不休,给人感觉是双方实际上是“摸着石头过河”,以达到一个稳定与和平的权宜之计。到目前为止,还是难以看出有任何突破的迹象。③然而,值得关切的是,如此发展,是否有利于“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这是有关当局不得不审慎评估的重要议题,亦是本文关切的重点。 毋庸质疑,“两岸一家亲”、“两岸命运共同体”是构筑两岸和平与共荣发展的互信基础。同时,也一直是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处理两岸关系、吸引台湾同胞向心力的政策原则,根据是项原则,中国大陆出台了各项惠台措施,通过经济互助与互补,期使台湾民众能借由合作文化的根植,进一步提升对两岸同胞“民胞物与”的认同感,以便强化“两岸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所谓“民胞物与”思想提倡的是“和谐、包容”的人文精神,这是宋代思想家张载重要的哲学思想,即“世人皆是我的同胞,万物皆是我的同辈”的博大胸襟。 问题是,即使台湾方面在国民党执政时期,两岸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两岸两会建制了制度化的协商机制,并在先经后政、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下,完成了包括《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在内的23项协议。然而,吊诡的是,两岸的经济发展与互动的频繁等等和平红利的释出,并未缩短两岸民众心理上的差距。因为,在台湾的各项民调显示,虽然大多数的民众仍主张“维持现状”,然而主张“台独”的比例已经逐渐高于主张统一的比例;自认为是台湾人的比例,更远远超过自认为中国人的比例。是项认同危机,不仅稀释了两岸和解的和平红利,更使得两岸共建命运共同体的努力,面临严峻的挑战。 现在主政的民进党当局认为,到目前为止,“两岸命运共同体”仍然难以成为台湾的共识,因为台湾内部对“九二共识”有很大的分歧,这是原本就存在的。并以台湾民意为例,台湾民意不愿意新当局在两岸政策上,延续马当局的“亲中”路线,台湾民众高达76.2%不清楚“九二共识”的内容,更有62.1%民众无法接受蔡当局被迫以“九二共识”当作两岸继续互动的前提。④ 以前“副总统”萧万长所主张的“两岸共同市场”为例,亦被当时前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谢长廷阵营批评就是“一中市场”,并认为这项主张不仅将使得台湾的农业受到更严重的打击,台湾的产品也因为中国大陆的仿冒,抢先注册蒙受了损失。⑤ 再以有机会彰显“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南海仲裁案为例,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在2016年9月7日举行“是谁不满意蔡总统的施政?”民调记者会上,公布民调结果,对蔡英文当局处理太平岛仲裁案的不满意度高达54.5%、满意仅26.7%,学者均认为该议题与全民的感受,相当一致;此外,对蔡的满意度为48.4%、不满意38.7%;对“阁揆”林全的满意度为45.1%、不满意度37.1%。⑥笔者认为,除了一方面突显低满意度是蔡当局的警讯之外,另一方面却似乎也彰显台湾民众捍卫“固有主权”意识的提升,因为台湾民众向来不太关心太平岛的地位,然而,仲裁案的结果,却意外激起台湾民众的同仇敌忾。蔡当局之所以一再回避采用强势手段处理太平岛的地位,正是担心这股同仇敌忾的意识很可能与“两岸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有所联结。 二、“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主义论述:观念的作用 与强调物质因素的现实主义(realism)与自由主义(liberalism)之不同,在于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强调观念的作用。建构主义学者温特(Alexander Wendt)以英国拥有的核武数量早已超越朝鲜数倍为例,为何美国总认为朝鲜是地区不稳定的主要来源,因此,问题不在于物质能力的多寡,重点在于观念的力量让物质发生不同的作用。⑦温特并指出影响认知共同体形成的主要变量为“相互依赖”,“共同命运”、“同构型”暨“自我约束”等观念的作用。因为这些影响因子借由双方经济互动,因而形成的双方经济利益间的“敏感性”连结的态样,稍有不慎,即刻破坏“相互依赖”的平台;此外,透过互动交流,因而导致双方同构型”的增强,同时亦能增升某种共同理解的价值观,即为了维系认知共同体,因而产生了自我约束的行为要求。温特认为这些变量,正是形成“认知共同体”不可或缺的必要的条件。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