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乃是记录和研究尘埃落定之事。纵观中国历史，改革开放虽是未竟之业，但它对于党、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具有重大意义这一点并无疑义。当代人修当代史虽难免受限于主观成见，局狭于个人视野，但因有切身体验，不至于隔阂太深。即令有些成见，作品本身也会成为后世修史者的史料，展现着当代人的观念、精神和情感。因而，推进改革开放史研究乃是我辈学人义不容辞的职责。而若欲切实推进这一领域的历史研究，就需要党史国史学界既要从自上而下的国家视角予以考察，也要从自下而上的底层视角予以考量。所谓底层视角就是关注底层群体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境遇，研究底层群体与改革开放的内在关系①。 考察社会主义思想史，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试图融合启蒙运动中以卢梭为代表的“道德主义取向”和以百科全书派为代表的“工程主义取向”这两股思潮，既注重科学技术以发展生产力，又内含关注“穷人的权利”之价值取向②。可以说，其主旨就是通过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来实现人类社会的公平正义。早期中共党人之所以接受马克思主义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也是基于此，他们既认为社会主义能“扶助弱者以抗强者”，又认为采用社会主义开发实业比资本主义效率高且无剥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对抗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分化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因而，从底层视角来观看改革开放的历史首先是社会主义理念的内在要求。其次，底层群体特别是农民工和下岗工人为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贡献。底层群体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和建设者，是新时期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的一部分。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主要是青年农民)成为城市的建设者和服务者，但他们并没有享有所在城市的一些基本福利和相应的社会保障。改革开放的成功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支持以及下岗职工的奉献和牺牲也是不可能的。国家现在所积累的巨大物质财富，也有他们的一份功劳。所以，书写改革开放史不能没有他们的声音，也不能忽略从他们的视野来观看新时期的历史变迁和社会转型。再次，这是全面和深入研究改革开放史的必然要求。任何范式、任何视角都有盲点，单一的视角只会带来片面的认知。只有互通互融，从多个角度观察和研究，才有可能获得较为真切的认知，改革开放史研究亦如此。研究者只有从它的正面、侧面甚至反面作整体性的考察，才有可能真正认识改革开放的成功和不足，进而为当下和未来提供有价值的学术资讯。 书写底层视角下的改革开放史首先需要关注的是新时期底层群体的产生和演变问题。新时期底层群体已经被这个时代纳入一个共同结构，其产生是不是现代社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逻辑?在此过程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挥着怎样的历史作用?二者存在着怎样的张力以及这种张力在社会不同层面上存在着怎样的表现?换言之，秉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念之制度实践的底线在哪里?其实，随着底层群体的出现，有选择的“社会主义记忆”(社会主义对平等和公正的承诺)也在复活。我们发现，在底层群体和底层意识出现的同时，一系列应对措施也随之出台。那么，我们要分析当下某些关注弱势群体的一系列举措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自身的逻辑还是“社会主义”理念的力量?底层群体是否可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自然地逐渐转化并消失?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底层意识的弥散化问题，即人人觉得自己都是弱势群体的一分子或有可能成为弱势群体，因此我们需要研究国家在社会中的撤出机制及社会保障体系与底层群体意识的产生问题。 其次是改革开放时期底层群体之共同体意识的变迁与底层群体的情感史。有学者曾提到80年代还存在工人阶级以单位为依托的共同体文明以及互帮互助的社会文明，并感叹共同体意识的消失和社会良好风气的变迁，因为“有效规训的前提是，有一个共同体的存在”③。而共同体意识淡化、消失，便会弱化规训的有效性，也就不容易再建立一种普遍性的文明规范。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我们需要考察的是，新时期民间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这三种文明是如何交汇融合的，共同体意识在当下是淡化了、消失了还是隐藏了，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社会某些阶层的冷漠，又如何实现重建，等等。共同体意识的变迁也是情感的变迁，底层群体的喜怒哀乐及其表达模式亦应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正如芭芭拉所言，基本不存在一个随着社会变迁而变迁的普遍的情感模式，底层群体更多的是生活在“情感共同体”④之中。而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中的底层情感表达模式存在着巨大差异，因而我们需要关注不同的血缘、地域、职场等共同体中底层社会的情感变迁。 再次，我们要考察改革开放时期的底层意识及其表达问题。底层不是铁板一块，不是一个单一的利益共同体。弱势群体对改革开放的态度既有认同，又有疏离，更有反对，但他们本身并不具备话语权，因而不得不借助当下的主流意识形态、毛泽东时代沉淀下来的社会主义传统抑或中国古代“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以表达自身诉求。那么，这些话语体系是否构成了其自身的底层意识并真切地表达了他们的诉求?抑或这些看似“自主性”的话语“实际上却很可能是在表述他者的思想”⑤?需要注意的是，这三种话语资源——特别是社会主义传统——都具有一个共同影响，即“在人心层面上取消了社会分层”⑥，那么，这些话语资源在表达弱势群体利益的同时是否也在加剧社会分化与平等诉求的冲突程度?也有学者质疑底层自我表达的东西并不是底层自身的真正事实，如斯皮瓦克便认为印度底层被深嵌于两种结构之中，即社会化资本所导致的国际劳动分工结构与帝国主义法律和教育的知识暴力所划分出来的封闭地区的边缘结构，因而底层不能言说⑦；有人甚至认为底层群体“并不认识自己的经验，或者熟视无睹——沉默的芸芸众生无法为自己说话”⑧。但笔者认为，底层是具有自我表达能力的，至于表达是否完美，可另当别论。需要指出的是，研究者在倾听和描述底层的过程中需要校勘、甄别，也会加入自己的判断，但这种有依据的主观行为不等同于臆断，不能把底层的真实历史和研究者的判断截然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