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从1978年底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至今已近40年。这段历史以2000年为界，可粗略地划分为两个阶段。从研究角度看，第一阶段已结束了十几年，应该可以作些概括和总结；而第二阶段尚在进行之中，沉淀的时间不足，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借这次笔谈的机会，我想就三个问题谈些想法，与大家切磋：一是中国在改革开放第一阶段中发生了哪些重大转变；二是在这个阶段的实践中有哪些经验最值得重视；三是2000年以来我们所经历的改革开放第二阶段与前一阶段相比有何重大差别。 一、改革开放与中国的转变 从1978年底到2000年可以看作是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大阶段。尽管在研究工作中，我们对这个大阶段还有更细致的划分，但以更宏观的视野，把它视为一个整体或可更好地揭示中国前进的方向和路径。在这22年里，中国发生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梳理这个过程，可以看到四个方面的转变引导着整个潮流的发展，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 第一，指导思想的转变。在这个阶段的起点即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提出了新的政治路线，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转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重要转变意味着中共明确了作为执政党的主要任务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快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事实上，在50年代中期，中共曾一度把经济建设置于首位，但此后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坚持。在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之后，这个观点被重新提出，并成为全党共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上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构成中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 第二，政治环境的转变。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包括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二者几乎是同时启动的。当时，人们首先感到的是政治氛围的变化。政治方面逐步推行的措施包括：(1)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大规模调整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如平反冤假错案、为地富反坏右“摘帽”等，打破了原先按照阶级、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把人们分成不同等次的作法，使每个人获得了平等的公民权；(2)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以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领导人兼职过多的问题；(3)取消“文化大革命”时期建立的革命委员会，恢复各级人民政府；(4)取消“大跃进”时期形成的人民公社制度，逐步实行基层自治；(5)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启用大批年轻人，形成新老干部有序交替的制度；(6)赋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更大的立法权，加快制订各项法律。上述这一系列变化使得国家的治理朝着民主法制的方向发展。事实上，政治方面的改革内容广泛，并起到为经济改革扫清道路、创造条件的作用。后来，由于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成效显著，更引人注目，当初政治方面的改革所起的重要作用往往被人忽视了。 第三，经济体制的转变。这方面改革最突出的特点是采取渐进方式，先易后难，逐步推进，并根据实践发展不断调整思路。最初，经济改革的思路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改革要解决的是国内经济体制效率不高，缺乏活力的问题；开放则为了打破长期形成的封闭状态，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开展科技、文化交流。那时，“改革”和“开放”多少是作为两个领域被分别考虑。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然而，实践表明，内部的改革与对外开放是难以分开的。稍加留意即可发现，如果农村改革是纯粹的中国特色，那么城市改革特别是经济特区的建立则更多地与对外开放联系在一起，如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外资等。现在，人们已不大记得，“改革开放”这四个字连写在一起出现在报刊文件上并不是在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而是到了1984年。那时，中国的经济体制已出现明显变化，原来只存在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企业的情况被打破，出现了外资企业、合资企业、民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等，原先的计划体制也因此受到冲击和削弱。此后几年，改革实际采取了体制外先行的战略，即让那些不受国家计划约束的企业优先发展。不过，直到1987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思路仍未摆脱“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局限。80年代最后两年至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改革探讨的两个主要问题是如何与世界经济接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以什么为目标。在几经争执之后，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标志着中国最终放弃了以单一所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到20世纪末，中国基本完成了经济体制的转轨。中国政府的职能也有所调整，以适应经济体制的变动。考察这一过程，可以看到经济政策的调整和体制转变，与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是互相促进的。 第四，对外政策的转变。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顺利展开，一个重要条件是有利的外部环境。不过，这并非凭空而来，前提是中国内政外交政策的调整，以及卓有成效的外交努力。在改革开放启动之后，中国明确了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邓小平确立的对外战略和政策主要有三点：一是对国际形势作出和平与发展的大判断；二是明确了中国外交从“一条线”向“全方位”发展；三是重新阐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具体来说，和平就是只要不发生新的世界大战、不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中国就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向全方位发展，就是争取建立比较均衡的对外关系格局，包括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和多边外交四个方面的均衡，也包括各方面内部的均衡；不过，均衡并非没有重点，对美外交始终是全局的战略重点。在基本外交政策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处理内政与外交的关系时，坚持首先做好自己的事，不扛旗、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总起来看，这个阶段的中国外交不仅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营造了十分有利的外部环境，而且经受住了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格局大变动的严峻考验，取得巨大成功。世纪之交，中国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格局。可以说，在新世纪的起点上，中国外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