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7)09-0077-09 在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中，随着越来越多史料的发现和“再发现”，研究者有被史料“淹没”之感。宏观的把握始终是需要的，是我们判断事件总体性质、把握历史规律的依据。但笔者发现，即使单篇史料亦蕴含着巨量的信息，值得深入解读。也就是说，南京大屠杀的整体信息，实际上往往“全息化”内纳在一条条具体史料中。反复地追问，连环地解读，将会使“平淡无奇”的史料呈现出丰富的内涵和对于问题全局的强烈说明力。推而广之，相关史料已经浩如烟海，对微观史料进行连环解读，将能揭示抗战史更为丰富的内在，使历史呈现出本应有的生动。 追问，需要“先在性”知识的储备。所谓“先在性”知识，是指研究者在之前的生活、教育和研究经历中积累的知识，包括从外部汲取的知识和在此基础上再生产的知识。“先在性”知识的生成，跟研究者的所处环境(包含一般狭义的生活、工作环境，国际国内学术潮流，乃至国家学术战略导向和国家间政治争议等等)和经历存在莫大关系。一方面，环境和经历形塑了研究者“先在性”知识的结构、特点和内容，另一方面，环境中无处不在的学术“他者”，如指导教师、学术权威、评价体系，均会对研究者的“先在性”知识形成影响。在哲学意义上，这一形塑过程和“他者”的影响是一种“存在”。对社会性的人来说，这种“存在”是客观的，不含褒贬，甚至可以说，研究者在各种“关涉性”存在中获得自己。马克思说，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学人也不例外。“先在性”知识储备的结构、丰瘠和质量，决定了追问的高度、广度和深度。 没有一个历史学人，可以宣称自己的“先在性”知识已经足够，但携带“先在性”知识的研究者，对史料的追问，可以分为三个方向：对史料制作者的追问；对史料文本的追问；对史料衍生性问题的追问。三重追问，可以是并行性结构，可以是递进结构，自然也可以在两个结构维度上交叉、混融，端赖追问者“先在性”知识的储备情况和知识再生产能力。 南京大屠杀的相关史料，整体上并不匮乏，我们编辑的72卷本《南京大屠杀史料集》集成了南京大屠杀各个来源、各个侧面的资料。但就具体问题而言，存在结构性的相对不足，一些在南京大屠杀史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人物和事件，仍未彰显。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料，使之从云山雾罩的历史中走到前台，不仅是学人应有之担当，亦为历史研究审美价值之所在。本文的主角，就这样进入笔者的视野。 本文为尝试性创新研究，没有前贤大作可以追慕参考，不妥之处当亦难免，敬请指正。 下面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卫生部门义务稽查”(按：此为其自称，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称其为总稽查)爱德华·施佩林(Eduard Sperling)1938年3月22日给南京德国大使馆政务秘书罗森(G.F.Rosen)的信中所提到的案例。本文以之为例，展示追问可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 德国施密特公司的房子里住着代理人肖先生和公司的仆人，还有他们的妻子。日本士兵几乎每天都闯进去，对德国人的财产进行洗劫和破坏，以极其卑鄙的方式强奸他们的妻子，公司代理刘先生的妻子哭泣着喊救命，她们再也无法忍受下去。她们跪在地上请求我帮助她们摆脱这些野兽的魔爪——我把这两个家庭收容进了我的房子里。① 事件过程不复杂，南京大屠杀期间，这样的案例很多。这一案例的“普通性”，有助于说明追问和连环解读的适用范围。 第一重追问，关于史料的制作者。首先，施佩林何许人也？施佩林是德商上海保险公司员工，其早年的历史尚不清楚。只知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系德军士兵，在中国服役。日本对德宣战后，在青岛战役中被日军俘虏，在战俘营待了4年。南京沦陷前，他已经60多岁，没有离开，而是参加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筹建。②他手下有一支中国人组成的稽查队伍。据罗森报告，1937年12月12日，他自告奋勇要在中日军队间斡旋和平，以便中国军队后撤、日军有序地进入南京，因局势发展太快，没能成功。③ 施佩林在历史中“出场”，就是这么间接。下述英勇之举出现在别人的报告中，并不是他自己直接书写或陈述的。 1937年12月30日，德国大使馆北平办事处毕达博士给德国大使馆的一份报告中第一次提到“南京大屠杀”(Nankinger Massacre)这一名词。毕达本人并不在历史现场，主要内容来自于《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美国战地记者A.T.斯提尔的报道。报道中提到南京防御崩溃时中国军人的失控行为： 有的士兵则骑马在街上漫无目的地乱跑，对着天空胡乱开枪。留在市内的仅有的几个外国人之一、一个身强力壮的德国人决定教训他一下，就把那个男的从马上拉了下来，夺过他的手枪，朝他脸上打了一拳。那人叫也没叫一声，承受了这一拳。④ 以“身强力壮”和敢于空手夺枪的特质而言，这个德国人有很大可能是施佩林。因为当时在南京的德国人除施佩林外，尚有拉贝、克勒格尔和黑姆佩尔，他们的日记或报告相对详细，但均未提及此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