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令侃与扬子建业公司

作 者:

作者简介:
郑会欣,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历史系兼任教授。

原文出处:
中国经济史研究

内容提要: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突然改变了战时实施多年的统制经济体制,决定开放外汇和黃金市场,并实行鼓励进口商品的对外贸易政策,一时间上海等地专门从事进出口的公司纷纷设立,外国商品充斥市场,严重挤压了国内民族企业的生存空间,更导致国库中的外汇储备急剧下降,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在这些从事进口贸易的行号中有几家公司大量进口汽车和其他奢侈品,赚取高额利润,特别是在政府对进口商品实施配额分配制后,凭借其与政府的特殊关系,获取配额,套购外汇,遭到朝野上下的一致攻击,并形象地将其称之为“官办商行”,孔令侃亲自创立的扬子建业公司就是其中重要的代表。本文利用多年来收集到的各种档案、报刊及回忆资料,对孔令侃其人以及扬子公司的成立背景、经营方式、牟利手段予以介绍,并以扬子公司为个案,深入分析战后官僚资本的发展及其与“官办商行”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7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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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Yangtze Development Corporation,简称扬子公司)是孔令侃于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创办的一家专门从事进出口贸易的有限公司,表面上看,它与普通股份公司没什么区别,但其背后却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公司成立后不久即因其凭借特殊的背景套购外汇、垄断进口贸易,而被朝野上下称之为“官办商行”。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反贪腐,即以整治扬子公司囤积案暴得大名,虽然最终铩羽而归,但扬子公司与孔令侃却成为当时国人皆骂的对象;前些时内地热播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再次将它与反腐败的内容联系在一起,从而又为今人所熟知。近年来,随着蒋介石日记和档案的开放,不少学者对蒋经国反腐败、查处扬子公司囤积案的经过发表论文,引起学界的注意,①然而扬子建业公司到底是怎么创立的、公司的经营活动如何、它与政府之间究竟存在哪些联系,却从未有人专门研究。笔者多年前便开始关注官僚资本与“官办商行”之间的关系,曾对民国时期官僚资本的发生与发展、国家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划分以及战后“官办商行”的崛起等问题进行过较深入的研究。②作为“官办商行”的重要代表,扬子建业公司也正是我研究的重要对象。然而遗憾的是,资料的收集至今仍未达到预期目标,这里只能依靠目前收集到的各方面资料,对于上述问题予以初步分析,希望能引起学界的注意和方家的指正。

       一、孔令侃其人

       要想深入研究扬子建业公司的概況,首先必须了解的应该是公司创办人孔令侃的生平及其活动。③

       孔令侃(David Kung,1916年12月10日—1992年8月1日),字刚父,孔祥熙的长子,上海圣约翰大学政治系毕业,哈佛大学硕士。据说他的文学功底甚强,中英文俱佳,还特别喜欢用一些生僻字,深获宋美龄的信任,甚至有人说孔令侃就是她的文胆。

       抗战爆发前夕,20岁刚出头的孔令侃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孔祥熙倒是举贤不避亲,马上委以重任,安排他出任财政部秘书。当时的财政部秘书长鲁佩璋照理说是孔令侃的上级,然而部中但凡人事任免、税收拨款、调查研究或是易货偿债,事无巨细,鲁佩璋都无一不向孔令侃这个“官二代”汇报。④其后孔令侃又出任交通银行常务董事,他到任后骄橫跋扈,颐指气使,对于长者前辈极不尊重。譬如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1881-1938)是中国的金融巨子,德高望重,但孔令侃对胡却往往直呼其名,打电话时的口气竟是“你是笔江吗?我是刚父,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有事商量。”为此胡笔江曾不止一次对朋友发牢骚:“这个孔大少爷,怎么一点礼貌都不讲,我和他父亲是朋友,算是他的长辈,开口就叫我的名字,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一点都不客气。”⑤

       中央信托局是战前国民政府创立的重要金融机构,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秘密与欧美各国洽购军火,理事长则由财政部长孔祥熙兼任。抗战爆发后孔令侃即被任命为中央信托局理事,并常驻香港。当时香港中央信托局的地址位于皇后大道马利拉行213号,孔令侃本人则居住在九龙赫德道4号B,另外他在尖沙咀乐道中13号也有1处房产,日后他在香港创办的《财政评论》就设在这里。

       孔令侃在港期间生活招摇张扬,上海、香港等地诸多报章经常刊登孔氏家族特别是孔令侃豪华奢侈的新闻,孔之属下亦随时将各地攻击他的剪报寄给他看。譬如当时上海的报纸披露,1938年香港春季跑马赛由于国内许多官僚巨商及其家属的到来,马票的头奖亦由过去每年8万余元增加到14万余元,孔令侃一人就买了4万余元马票,但都未中奖,引起舆论哗然。4万多元在当时可以购买1架侦察飞机或者几辆运输汽车,若是救济难民,按平均每人3元计,可以救1万余人(《大美晚报晨刊》1938年3月10日,此报为上海大美日报创办的中文报纸)。孔令侃还到澳门豪赌,一出手就是15万港币(《大英夜报》1938年12月13日,上海中文版)。这些钱大都是他经手采购外国军械军火时所得到的回扣,据说他购买的军用汽车每辆要比别人买的贵200余美元(《新青年日报》1938年7月16日)。⑥这些传闻是否确实倒也难说,但以孔令侃张扬的性格来看,恐怕也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

       孔令侃在香港的行径在国府高层中也引起强烈的反响,行政院参事陈克文在日记中记载了同事李朴生来自澳门的信件,内中述及广州失陷前后的广东和港澳地区的情況,谈到“驻外公务员行为浪漫,生活奢侈,如孔院长公子令侃在港挥霍,冠于一时。此皆抗战期间,足为气短之事也”。他还援引港粵两地流传甚广的一句口头语,叫做“爹爹在朝为宰相,人人称我小霸王”,这个“小霸王”当然指的就是“孔院长之公子令侃也。”⑦

       孔令侃在香港的任务除了负责与日方进行秘密谈判以及监视宋子文的活动之外,还以中央信托局理事的身份,从事购买军火的重要任务。其间宋子文的心腹邓勉仁亦想“妄出高价,为粵、桂张罗购买”军火,为了垄断军火生意,孔令侃要求其父下令“军火一律由中央‘信托局’代买,否则不发护照”。⑧

       在国际军火市场上,中介人收取佣金是通行的潜规则,若能垄断军火贸易,自然可以从中获得极高利润。当时中国向欧美国家购买军火主要是通过中央信托局暗中进行的,孔令侃以理事的身份长驻香港,其主要工作就是负责购买军火,并从中拿取回扣。孔祥熙刚刚就任行政院长,院内的参事秘书就有诸多议论,有人还说:“最近孔以向美定购飞机之权授其子令侃,所得均速率最劣之旧机,每小时不过二百八十里以下,航空界大愤,但终无法补救云云。”陈克文听到这些传言后不禁在日记中记道:“孔常于会议中叹云‘如此中国安得不亡’,自己所做不满人意之事多矣,不知亦念及此言否?”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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