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2；K2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7)-06-0054-17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确立了工人阶级作为国家主人的地位。对于工人阶级的这种地位，传统的革命史和党史研究围绕“翻身”叙事，形成了一套简明的规范化论述。当这套论述对应的社会现实发生转变之后，原有的叙事形式逐渐被抽空内涵，无法为人们提供把握过去时代社会实践和伦理生活的通道。近年来，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以不同方式对1949年后工人研究的推进，正是力图在学术层面对此加以重审。然而，细察起来，这些讨论往往在无形中受制于后冷战思维，先在预设工人阶级地位的意识形态虚幻性，并通过西方流行的极权批判和治理分析，在国家/个人的二元对立结构中，论证工人阶级被国家控制和利用的种种状况。事实上，这种讨论之所以获得优势地位，主要依赖于个案分析的选择。但研究者惯于从精心选择的个案中很快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历史判断，而对于个案本身所对应的特定历史环节及其在不同社会实践中的位置缺乏必要认知，最终过于简单地在个案分析和社会总体性之间建立表征关系，却无法真正触及1949年后工人问题的历史脉络和思想内涵。 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对自身主人地位的认识，并不是以阶级论简单对应的结果，而是依赖于“建国”这一历史实践对于工厂空间的重新组织和打造。因而，如果不理解这一实践的展开所要求的那些历史条件以及所克服的结构性难题，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阶级论，都无法获得进入1949年后工人问题的历史感。在这种意义上，如何把握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接管工厂的历史实践，便成为思考工人阶级主人意识生成过程的前提所在。本文拟以天津解放前后工厂接管为中心，讨论中共以怎样的历史理解面对这一新的政治议题，调动了怎样的组织经验来处理工人—工厂—工会的三位一体关系，又如何克服新的历史情境中的结构性矛盾，从而将工厂打造为新的伦理空间。① 一、旧制度下的工厂与工人：接管工作的历史前提 1948年11月，平津战役开始后，中共着手计划接管平津两地。12月份，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的工作人员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城工部部长刘仁带队到长辛店集中，准备接管北平工作；另一部分由城工部委员杨英带队到津西胜芳镇，筹划接管天津工作②。在随后的建制规划中，出于对北平可能作为未来首都的考虑，人员配置有所倾斜。但与之相对，天津的工业基础和工厂数量都超过北平，工业水平仅次于上海，位居全国第二③。华北局对于接管这样一座大规模的工业城市同样非常重视，尤其将工厂和工人问题视为工作中心。时任天津军管会副主任的黄敬特别强调：“进城后最根本的工作是工人运动，发展工业，恢复秩序，甚至对私人资本实行国家的领导，如果没有工人参加，则也很难领导。故政策的能否实行，秩序是否搞得好，工商业是否能发展，其根本环节，就在于天津的工人运动。”④ 他在此强调的工作原则，对于理解天津接管非常重要。在此前对沈阳、石家庄和济南等城市的接管中，中共对于工厂和工人的根本性地位并没有形成这样的明确意识。而这一原则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此前的实践经验。石家庄是中共接管的第一个中等城市。在接管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当时土改中“左”倾思潮的影响，再加上解放初期各种沉渣泛起，石家庄一度出现混乱局面。尤其是对于接手的工厂，因循土改“打土豪分田地”的办法，实行“工人有其厂”，分割财产，很快导致停工停产。同时，接管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并不重视工人运动。中共中央专门对此提出批评，“石家庄已解放了一年多，我们的干部还有这样倾向，即知识分子干部愿意找资本家职员学生谈话，农民干部愿意接近农民贫民，而工人却少人理会”，并由此强调：“工人阶级被遗忘，共产党忘了本队，在目前走向全国胜利连续地解放大城市当中是一个最严重的现象。”⑤针对接管石家庄的这种教训，中共曾作出认真总结，希望此后的接管工作能够引以为戒。 在解放天津前一个多月对济南的接管中，由于吸取了此前的教训，接管过程较为顺利，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混乱局面。但在很多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仍然处于谨慎摸索的状态，并没有明确工厂和工人问题的根本地位。在平津战役的准备阶段，党中央指示华北城工部选派干部去济南学习经验，经过十余天的短暂学习，返回城工部汇报宣讲。⑥上述原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确立的。那么，对于缺乏工厂管理经验的城工部干部来说，这一原则能否应对即将到来的接管工作?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追问这一原则包含着中共怎样的历史理解?而这种历史理解对应的天津工业和工人状况的历史前提又是什么? 近代天津工业受制于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官办工业发育不良，止步不前，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更是处处被动，多有破产。然而，在这种工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并没有产生相应的抗争意识。从1918年至1926年，中国工人运动迎来第一个高潮时期。上海工人发动628次罢工运动，但与这种激烈的抗争态度相比，天津工人的反应颇为冷淡，只有14次罢工的记录⑦。天津工人抗争意识的匮乏，并非因为北方工人的保守，而是与这座城市重视商业、轻视政治的市民风气相关⑧。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工人的这种利益诉求被组织和联系在一起的方式，亦即将他们连接在一起的因素主要是籍贯、亲缘、庇护和阶级，阶级关系并没有成为他们组织自我的核心条件，而是由这些因素共同形塑的生存策略。在这种生存策略中形成的依赖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工人的行动可能，不同组织因素之间产生的利益冲突还带来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因此，只有大型工厂中的产业工人才有反抗的可能，大多数的小工厂工人则毫无反抗的意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