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7)03-0029-16 作为中国及至世界历史上的特殊事件，“文化大革命”以独特而极端的政治理想和社会设计，创制出一整套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格局和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意识形态体系以及在此基础上生发的革命政治文化。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种指导和规制“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层级的基础性意识形态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持续不断生产出来的很多思想、理论、方针、政策等都带有鲜明而强烈的意识形态特性，共同组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体系，“斗、批、改”思想则在其间发挥了不容忽视的历史作用。深度探讨“斗、批、改”的思想史底蕴及其与“文化大革命”意识形态体系之间的历史联系，不仅将为重新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发展脉络与思想文化肌理提供一种独特的观察视角，而且有利于整个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深入探讨与未来书写①。 自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降，中共党内以及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左”的思想气氛愈益严重，核心内容便是阶级斗争理论的不断升级。在这其中，毛泽东对意识形态领域基本性质的判断和忧虑愈加脱离实际情况。在毛泽东看来，经济剥削的阶级被消灭后，阶级存在的方式是政治思想，阶级斗争的主要方式就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需要不断地进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尤其进入60年代后，他持续批评思想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思想倾向，认为自1949年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未真正建立起来并得到强固，这并非简单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而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相结合，日益占据党政机关以及所有上层建筑领域，并以此进攻无产阶级及其国家的严重问题，而党内更产生了“官僚主义者阶级”，存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的各级组织都已被腐蚀。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后的一段时期内，毛泽东不断强调这场政治运动的基本性质：“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②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论断③，开始高频次地被高层领导讲话、重要政治文献以及各大宣传媒体所引用，极大地强化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与重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蓝图之间的共生关系，“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就是要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问题”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个时候排在我们的重要议程上，问题就在这里。这是客观的规律”⑤。准此而论，以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重建来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危机，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是一场重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体系的政治运动。 但如果考虑到意识形态建设在毛泽东时代乃至整个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传统中的全能性或整体性特征，那么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伊始，意识形态重建相关理论的准备以及实施路径的设计便显得并不十分充分和明晰。由于“文化大革命”发动的背景和缘由异常复杂，其斗争目标的提出或界定在最初一段时间里不得不具有某种程度的潜在性和模糊性。尽管毛泽东不断强调要解决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体系的重建问题，并且针对教育、学术、文艺、新闻出版等领域的意识形态危机作出了很多具体评判，但至少在1966年7月中下旬他返京之前，这些相关思想多少都带有针对具体问题而言说的特性，尚未形成全面的整合性论述；“五七指示”偏重于理想社会远景的擘画，只是笼统地要求“批判资产阶级”。这种状况显然削弱了意识形态重建思想对于“文化大革命”进程的实际影响力。“五一六通知”在否定并批判《二月提纲》关于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原则的基础上，初步界定了重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体系的目标和规划，亦即“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但这一文件的具体针对性过强，加之当时党内在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方面尚未达成共识，因而这一重要的政治文献并未取得毛泽东所希冀的政治动员效果，随后围绕工作组问题所发生的争论和分裂便是例证，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毛泽东形成了“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认识和判断。 可见，虽然从长程的历史视野来看，“文化大革命”是前十七年间意识形态逐步趋于“左”倾的逻辑性结果，“斗争哲学”作为绵延日久的革命意识形态取向已在广泛的国家和社会层面得到异常稳固的认可，且“五七指示”“五一六通知”已初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种具有普遍指导性和统摄性的最高意识形态之性质，但“文化大革命”显然需要更为明确的目标定位，以及更为实际地将毛泽东的意识形态重建思想加以具体操作、实践和落实的措施、步骤与计划，从而在全党和全体人民中形成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高度明晰和统一的思想路线图，尽快将运动纳入一种具有规制性且符合毛泽东政治意图的轨道。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自7月18日返京后，针对工作组对“文化大革命”方向的扭曲，不断明确提出并强调“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无非是斗和改”⑥，“斗什么?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有斗争学术权威”，“学校里的问题，一个叫斗，或者叫批判，一个叫改”⑦，“如果没有这个破，社会主义的立，就立不起来；要做到一斗、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⑧。这种较为清晰的表述迅速统一了党内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不同认识。在此基础上，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下简称“十六条”)，高度强调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重要性，并正式提出“斗、批、改”思想：“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可见，“十六条”关于“批”“改”内容的界定，完全涵括了从局部到整体、从具体到抽象的所有意识形态领域，而“斗”之对象的表述则承袭了“五一六通知”将其确认为达到意识形态重建目标而必须实施的前提条件的思想，从而在政治理论的高度完全整合了毛泽东以往关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体系重建的一系列相关论述，使其关于“文化大革命”根本使命的理论设想得到进一步的明晰化和现实化，并且构成一个无法分割的有机整体。即此而言，“斗、批、改”思想最重要最明显的历史特殊性就在于，它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第一个完整表达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体系重建诉求的政治概念，而“普遍的概念是改变世界的实践的理论方法”⑨。正是从“斗、批、改”思想的提出开始，“文化大革命”推动意识形态体系重建的基本路径和方向得到最终明确，可谓毛泽东在新的意识形态斗争中构建新意识形态体系的现实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