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伸与超越:延安时期中共思想理论界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认识和思考

作 者:

作者简介:
吴文珑,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讲师,法学博士(北京 100091)。

原文出处:
教学与研究

内容提要:

延安时期,中共思想理论界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认识和思考主要围绕三方面展开:从学理意义上阐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含义、特征与相互关系;初次提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发展动力问题;论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路径。这种认识脉络基本上遵循着从“是什么”、“为什么”到“怎么做”的逻辑架构。从宏观思想演变的视角来看,其认识既有思想继承和完善的一面,又有思想创新和超越的一面。批判地吸收其思想资源,无疑是有意义的。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7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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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时期是学界公认的文化思想极富创造力和个性的时期之一,在社会主义思想史视野中,它也是一个需要从不同角度反复研究的重要历史时期。正如诸多既有研究成果所表明的,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执着追求,是中共思想理论界之政治思想的一个鲜明特征。从建党至今,这一特征一以贯之,没有发生性质上的显著变化。新中国成立后,随着20世纪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共思想理论界的这一政治理想部分变成了现实。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共思想理论界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真正思考是与社会主义的建设进程相始终的,这种学理意义上的探讨在建党初期短暂出现后,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又真正重新开始①。但在笔者看来,思想的“断裂”或“空白”所掩盖的恰恰是一种有意义的延续,在思想似乎停滞的时代,思想的历史却仍在前行。因此,在社会主义由理想转变为现实内容之前,中共思想理论界同样存在着一个基础的政治思想体系,它延伸着建党以来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认知,成为连接建党初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脉络的重要枢纽。基于这种判断,本文将对延安时期中共思想理论界认识与思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内涵、影响和意义等进行尝试性分析。

       一、延安时期的开启与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繁荣的来临

       随着1935年10月红军长征的基本结束及其落户陕北,中共开始步入延安时代。在民族战争迫临的危急关头,中共领导人及党内理论工作者愈发认识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对于巩固党组织和解决其面临的现实问题的重要意义。在此形势下,他们积极成立研究团体、开展学习竞赛、奖励自由研究、做好宣传教育。所有这些,都使得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得到凸显,由此形成了促进科学社会主义研究走向繁荣的重要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

       中共中央落户陕北后,根据党自身实际情况和现实任务的发展变化,以巩固党的领导、加强干部教育和提升理论兴趣为目标的诉求在党内逐渐形成,受此影响,一大批学术机构和研究团体纷纷成立。尤其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普遍深入地研究理论的任务,并决定“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前后,[1](P533)中共中央愈发认识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对于培养新干部和建立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组织的重要意义,努力通过开展在职干部教育、干部学校教育和“巩固党”等措施,弥补由于剧烈的革命战争形势所导致的党员干部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种种缺失。期间,中央党校、陕北公学、马列学院、中国女子大学等文化教育机构与延安新哲学会、中国问题研究会、政治经济学研究会、马列主义研究会等学术研究团体为组织党员干部学习科学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延安整风开始后,随着思想战线上“三风”的进一步被整顿和肃清,中共创制的学习制度开始步入更加规范的轨道。

       思想理论界则致力于清除侵略者与汉奸提出的侵略理论和封建思想,通过发起具有广泛影响的“学术中国化”运动,广大进步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纷纷将科学社会主义运用于学术研究领域,开启了学术运动的新局面。在中共中央一系列有关优待知识分子、奖励科学研究政策的感召下,党内理论工作者清楚地认识到同官方保持理论互动的重要性。自1937年开始,艾思奇、何干之、陈伯达、张闻天、胡乔木等陆续同毛泽东互通信件,商讨在科学社会主义领域的相关理论和现实问题。同时,党内理论工作者还意识到,要清除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封建残余,抵制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就必须做好马列著作的翻译出版和宣传教育工作。在中共中央《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的指导下,各理论研究机构先后翻译出版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丛书”10卷本和《列宁选集》16卷本等在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它们为延安时期的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学习、研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与知识资源。

       上述重视理论研究、追求学术自由的时代氛围,构成中共回溯历史、思索民族国家发展方向的重要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在此期间,全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以纪念马克思诞辰日为主旨的“五五”学习节活动,在延安和重庆等地的中共领导人和吴亮平、许涤新等党内知识分子纷纷在《解放》、《中国文化》、《解放日报》、《群众》等报刊上发表纪念文章,回顾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先驱者的历史功绩,从不同层面和角度深入解读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掀起了自建党以来的一次学习和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热潮。同时,这些文章作为对国民党政论家叶青“假三民主义”错误言论的回应,它们在阐释和解读新民主主义的有关理论、梳理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相互关系、批判叶青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曲解和污蔑、树立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信仰方面起到了极大作用。

       总之,延安时期,中共根据自身的理论状况和面临的现实斗争形势,普遍、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被提上议事日程。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由此得到中共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的普遍重视和关注。在一系列有利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条件的共同作用下,中共思想理论界广泛地学习、讨论和阐释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相关理论问题,从而有力地促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史上一个“黄金时期”的来临。

       二、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什么”的阐释

       自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以来,早期的共产党人在研究、探索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过程中,首先思考和回答的常常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一类前提性问题。如李达在探索社会主义的初期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运动又是什么,我以为这应该首先在这里说明。”[2](P61)延安时期,中共思想理论界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和思考仍然延续了这一基本脉络,他们在理解、探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时候,也首先以两者的概念、特征及其相互关系作为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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