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17)04-0093-06 一般而言，中唐是指“安史之乱”后到“甘露之变”前唐代社会所处的特定阶段，它是盛唐到晚唐社会发展的分界线，也是唐宋思想文化变革进程中的关键性环节。中唐为中国社会从中古转向近世开辟了道路。与雄浑豪放、广大和谐的盛唐气象相比，中唐审美风尚逐渐转向冲淡平和，或好奇尚怪。对于中唐美学转型的原因探析，人们较多采用艺术社会学模式，从中唐社会、政局、经济发展进行解读，也有一些论著试图从思想层面予以解答，这就牵涉到佛教传播的问题。目前，关于佛教与中唐文学关系的梳理已较为系统，但直接关涉佛教思想与中唐审美观念转型关系的研究或拘于琐碎，或流于粗放，尚有较大提升空间。本文就中唐审美风尚变迁与佛教心性论之关联作出评述，由此深化对佛教心性论审美意蕴以及中唐美学转型问题的认识。 审美风尚具有社会性和时代性，它的生成与发展离不开特定时代的社会环境、文化思潮等因素的作用，中唐审美风尚同样如此。与初盛唐相比，中唐审美风尚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初唐诗歌承袭了六朝遗风，讲究雕刻纤细，这种现象引起过有识之士的不满。“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主张切乎时宜，不事雕琢，倡导“骨气”“刚健”之风。陈子昂也不满齐梁诗风，崇尚“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汉魏风骨，成为诗国盛唐的先兆。以盛唐边塞诗来说，高适笔力雄健，岑参气势豪迈，王昌龄格调浑厚，都洋溢着乐观自信、生机蓬勃的时代精神。李白性情豪放，独立不倚，卓尔不群，飘逸不羁，其诗气贯长虹，逸气扑面，一派天人风度，有天马行空之势，故能称雄万古。杜甫《春日忆李白》称他“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殷璠《河岳英灵集》以“纵逸”评之，胡应麟也对他称叹不已。在盛唐书法领域，颜真卿雄健豪迈，张旭挥洒纵逸，均为盛唐气象之代表。苏轼将颜真卿书法与杜甫诗歌相提并论：“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1]这是基于对二者审美风尚一致性的认可，足见他们在盛唐艺术史上地位极高。 张旭也是狂放之士，有“张颠”之号。杜甫《饮中八仙歌》说他“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这是对张旭乘兴创作淋漓尽致的描述。万象从心，变态由己，造化在我，这种高度自由的创作状态与盛唐道家文化复兴和道教传播是分不开的。说到张旭，韩愈的《送高闲上人序》不能不提。在这篇序文中，韩愈称赞张旭的草书，并比较了带有另类风格的书家高闲上人，无意之中透露出中唐审美的新动向。高闲上人是位栖心禅道的僧人，好作真草。韩愈对张旭与高闲上人的不同态度遭到了苏轼的质疑。他说：“退之论草书，万事未尝屏。忧愁不平气，一寓笔所骋。颇怪浮屠人，视身如丘井。颓然寄淡泊，谁与发豪猛。”[2]苏轼所说的“颓然寄淡泊”“发豪猛”分属两类书法境界。韩愈站在“不平则鸣”的立场，更欣赏张旭“发豪猛”的逍遥境界。高闲上人心境超然，“泊然无所起”，接近苏轼所谓“颓然寄淡泊”的美感。张旭草书接近道家的逍遥境界，高闲上人的书法富有禅意。对于张旭草书道法自然的理想，韩愈表示认同，然而，他对高闲上人禅意入书却作出“无象之然”“吾不能知”之类的判断。在此，韩愈并未否定高闲上人书法的价值，相反，他由此揭示出高闲上人以无象为美、不著形相的形式诉求。与张旭的书法风格相比，它更显冲淡的意味。 初盛唐艺术充满悲情体验。张九龄听秦筝而起怨，刘长卿听笛歌生孤客之愁，都属于悲情体验。以悲情为美，涉及悲伤、悲怨、悲愁、愁怨等，多以清商、怨徵之音出之，关乎命运之思和家园之恋。当然，这种悲情体验并不限于悲伤，它还指向悲壮和崇高，盛唐边塞诗尤重此调。岑参《裴将军宅芦管歌》声铿铿，调嘹亮，情沉郁，音悲壮。悲情有离别之忧，更重故国之思、边关之慨。它是保家卫国男儿之心声，是豪放雄强之音，带有悲壮的意味。 中唐时期，心性的愉悦得以强化，诗风朝闲适化发展。从王维、孟浩然开始，冲淡平和之风已有一定基础，韦应物、柳宗元续其旨，扬其波，践行闲和静穆的清新诗风。白居易倡导闲适诗，描写日常场景，表达闲情逸趣，在新乐府之外别开生面。他把闲适诗界定为退隐或出仕者吟玩情性之作，具有知足自乐、保和闲静的特征。这是中唐审美情趣和悠闲心境的产物，在精神内涵上与白居易“中隐”的处世哲学接近，知天乐命，委顺大化，出处自如，自得其乐。白居易还以“思澹而辞迂”概括闲适诗风。他创作仿陶诗，推进了闲适诗风的发展。白居易还把冲淡平和作为音乐的审美理想，并创作多首论琴乐的小诗，崇尚“古声淡无味”的太古之音，表现出不同于流俗的文人趣味，借此表达真实自然的生活体验，甚至多少有些孤芳自赏。 中唐园林审美领域，也普遍流露出闲适的情调，文人把园林作为护养生命的道场。青山为门庭，素琴托高致。他们退隐江湖，生活于青苔院落中，享受暖日和风，品味幽兰松香。青山秀水、虚舟幽人、芳草嘉木，宛如悠然画卷，万物各尽其性，赏园者的心性舒卷自在。中唐文人赏玩倒影之美，也别有意趣。倒影并非实物，却又幽深别致。柳宗元贬谪永州，与山水为伍，四处探寻美景。据他记述，潭州戴氏“堂成而胜益奇，望之若连舻縻舰，与波上下。就之颠倒万物，辽廓眇忽。树之松柏杉槠，被之菱芡芙渠，郁然而阴，粲然而荣”[3]。他留恋观望浮游之美。零陵城南有南池，其上多枫楠竹箭、哀鸟鸣禽，其下有芡芰蒲蕖、腾波之鱼。该地风景别致，“韬涵太虚，澹滟闾里”，是游观的极佳去处。暮春季节，与友人登舟共享连山倒垂、万象若浮之美，有难以言传之妙。南池之倒影，有无限之生趣。 秦汉以来，潇湘洞庭主要作为贬谪者的精神家园而存在，成为文人官场失意、理想失落后的心灵寓所。洞庭意象负载着数百年的贬谪情感积累，以及挥之不去的哀怨愁绪。到了盛唐，潇湘洞庭的文化身份依旧沉重。即便豪放如李白者游洞庭湖，也仍然排遣不掉“吊湘君”“谪湘川”的沉重心理重负。过潇湘，游洞庭，或作为凭吊屈原的精神仪式，或成为面对命运的自我抚慰，或作为坚守生命理想的文化寻根，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潇湘洞庭游引发的沉重历史感、人生感和命运感在中唐以来逐渐被闲适的情调所淡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