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7)05－0115－8 中国的隐士现象出现很早，司马迁《史记·列传第一》就是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1]。《周易·系辞上》说：“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2]《汉书》卷72云：“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3]隐或仕向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难选择。因而，连积极入世的儒家代表人物孔子也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4] 道教甫一产生，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隐山主张的。被尊为道教教主的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5]道家、道教修心的关键在于“塞其兑，闭其门”[6]。“塞其兑，闭其门”就看不见世间的恶，看不见能刺激人的本能欲望的东西，所以归隐田园或者躲进深山老林，避处岩穴丘壑之间是道教最本能的环境选择。东汉初，张陵创立天师道所设“二十四治”中，惟有“玉局治”在平原都会之地。[7]。其他诸如首治“阳平治”“稠粳治”“鹤鸣山治”等，均位于山中，多以山中茅舍或洞穴为宗教活动场所。笔者曾指出：“在道教传统中，‘山’是一个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宗教文化符号”。[8]历朝历代有道者居山修炼是一个普遍现象，其中牵涉原因甚多，但很重要的一条，所谓“为道者必入山林，诚欲远彼腥膻，而即此清静也”。[9] 作为与俗世炯异的独立、清静、神圣的空间，山是遇仙之地，是修道之所。隐于山林，不知所踪，也是仙传主人公通行的结尾，作者往往以此暗示仙传主角成仙了道的美好结果。《列仙传》开篇就讲赤松子“往往至昆仑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随风雨上下”[10]。《神仙传》载伯山甫“在华山中，精思服饵”，并授药于其外甥女，此女“后入华山得仙而去”[11]。乐子长“因到霍林山，遇仙人，授以服巨胜赤松散方……乃入海登劳盛山而仙去也。”[12]隐入山林是屏蔽声色诱惑、潜心修道的最简便易行的方式。山之清静、神圣的美学特征，使得求道者纷纷投身山林。尤其魏晋六朝时期，士人们将仕途的失意和强烈的生命感伤移情于自然山水之中。玄学精神创造出隐逸思想盛行的环境，这一时期，《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北史》等史书中《隐逸》所载的隐者达到近百人。隐逸精神代表了士人对自然的向往、对人格完善和精神自由的追求。所谓“不事王侯，高尚其事”[13]，“何患处贫苦，但当守明真”。[14]隐于山林，是特定时期士人生命朝不保夕的被动选择，也是隐者对于自身不同流合污的高尚品格的认同和标榜。 与此相反，魏晋时期的道教神仙家葛洪(284-364)鲜明地拥护“朝隐”，提倡修道者走出隐居之山林，进入朝堂。《抱朴子内篇·释滞》云：“古人多得道而匡世，修之于朝隐，盖有余力故也。何必修于山林，尽废生民之事，然后乃成乎?”[15]他十分推崇修“朝隐”的方式，认为最完美的修道方式是能够在修道与匡世之间游刃有余，都不偏废，使“朝隐”甚至成为高于隐山修炼的另外一条求道途径。继他之后，魏晋六朝道教不断涌现朝隐之士、山中宰相，并通过自身的改革和清整，最终登堂入室。从山林走向朝堂，是道教对于环境的主动选择，也是这一时期道教美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其影响不可谓不深远。 一、魏晋六朝道士的“朝隐”现象 “朝隐”一词，早在西汉时期已见诸文字。扬雄《法言·渊骞》：“或问柳下惠非朝隐者欤?”[16]《史记·滑稽列传》载东方朔“时坐席中，酒酣《据地歌》曰：‘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17]身在朝廷，心怀恬淡，“避世金马门”的方式打破了知识分子“或出或处”的传统。东晋时期，著名的道教神仙家葛洪力倡“朝隐”，说：“长才者兼而修之，何难之有?内宝养身之道，外则和光于世，治身而身长修，治国而国太平。以六经训俗士，以方术授知音，欲少留则且止而佐时，欲升腾则凌霄而轻举者，上士也。”[18]这种“兼而修之”的“朝隐”论调，为道教走入上层、走向宫廷作出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随着曹魏时期，张鲁降曹北迁，道教由巴蜀、汉中一带向北方及江南广大地域流传，并获得了很大发展。至东晋，道教不仅拥有广大下层民众，而且得到了上层豪门士族的崇奉，出现了许多著名的道教世家。葛洪出身丹阳葛氏，与琅琊王氏、高平郗氏、会稽孔氏等同为天师道世家。这些上层贵族既效命于朝廷，同时又有家传的天师道信仰，可谓最早的道教“朝隐”实践者。葛洪“年十六始读《孝经》《论语》《诗》《易》”，但从未将儒家的纲常伦理弃之不顾，而是主张“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19]认为两者互为表里，都是统治者治国的工具。在他看来，修道与治国并不矛盾，甚至以修道方术与治国策略作比，说“若未得其至要之大者，则其小者不可不广知也。盖藉众术之共成长生也。大而谕之，犹世主之治国焉，文、武、礼、律、无一不可也。小而谕之，犹工匠之为车焉，辕、辋、轴、辖，莫或应亏也。”[20]道家重养身，儒家重礼乐教化，侧重点不同，但目的都在治身治国。故而葛洪主张儒道兼容，他的《抱朴子内篇》属道家，《外篇》属儒家，本身就是儒道互通的产物。外儒内道，“和光于世”，是以葛洪为代表的天师道世家贵族极有特色的处世之道，也是他们区别于飘然出世的庄子道家的人生哲学。葛洪将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强调：“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