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7)07-0022-07 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与中国革命思想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矛盾论》在革命战争年代确实发挥了一种比肩思想武器的战斗功效，其中关于中国革命矛盾问题的精湛阐释，不仅集中折射出作者深邃的哲学思维，而且也为中国革命的话语建构与发展前途设定了科学路径。尽管毛泽东本人可能因为更重视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价值而对《矛盾论》一文评价不是甚高[1]——“《矛盾论》不如《实践论》那篇文章好”[2](P466)，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矛盾论》却不断地被西方学者重新阅读、重新阐明，并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建构自身理论的重要资源与象征性存在，甚至在如何阅读与运用《矛盾论》的问题上，曾引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科学主义流派与人本主义流派之间的巨大争论。[3]时至今日，《矛盾论》已历80周年，该文的思想语境与针对问题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当前历史语境中，究竟应当如何阅读，如何打开文本背后的深层恒久性问题域，这是当前重温《矛盾论》不可回避的一个基础性理论问题。本文拟从当下历史语境出发，通过建构《矛盾论》的三重阅读方式，以期为《矛盾论》当代“出场”构筑一个基础性理论平台，并以此纪念《矛盾论》创作80周年。 一、深化拓展《矛盾论》的学术化阅读方式 众所周知，《矛盾论》一文的创作并非是作者对纯粹的抽象思辨或概念兴趣使然，而是与《实践论》一文一样，都是服务于当时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问题而作，是“为克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4](P299)。直接服务于中国革命的现实实践问题，构成了《矛盾论》的主要“出场”形式，而这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形塑了后人对于《矛盾论》的阅读方式，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基于政治化阅读方式展开的。所谓政治化阅读，即是指以政治化态度或方式阅读《矛盾论》，其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在文本的理论定位上直接将其界划为政治性文本，尽管《矛盾论》一文中蕴含着深邃的哲学思想，但哲学在毛泽东那里始终是服务于现实政治诉求的理论思考而存在的[5]。二是在文本的阐释方式上以政治性话语进行建构，也就是说，关于《矛盾论》的阅读更多是在政治框架或政治话语的指导下展开的，这不仅表现在《矛盾论》是作为一种对理论进行意识形态化总结而产生的[6](P50)，也体现在对《矛盾论》的解读中主要是以政治性话语或政治哲学的表达来建构这一文本的价值与意义。例如，国外有学者明确将《矛盾论》中的冲突概念视为毛泽东政治哲学的核心[7](P30)，这一探讨方式内在蕴含的预设就是关于《矛盾论》的政治话语解读模式。当然，需要尤为强调的是，政治化阅读方式的兴起与发展，与毛泽东本人尤其是毛泽东思想逐步成为党的正统性指导思想之间保持着同频率的共振关系。换言之，以政治性话语为依托的《矛盾论》阅读，更多是服务于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宣传诉求，与单纯学术化阅读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空间。 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政治化阅读方式在《矛盾论》研究中占据了支配性地位，但不可否认在政治化阅读方式的夹缝中也存在着一些学术化阅读的潜流，或者也可以说，一些阅读方式尽管呈现出以政治性为主色，但其中也蕴含着学术化的杂色，这一点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于《矛盾论》的相关阅读与阐释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服务于党的理论宣传目的，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展开了大规模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尽管这一运动具有深刻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色彩，但其中存在的一些解读不可否认仍呈现出特定的学术化张力。以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关于《矛盾论》的解说为例，这一解说是典型的注释式作品，李达通过夹叙夹议、引照原文加以说明的方式，对《矛盾论》展开了系统化阅读。[8](P94-95)上述理论注疏工作从显性层面而言，仍然是服务于政治宣传的需要，尤其是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而展开的大众化步伐。因而，此一阶段的学术化解读方式更多是在与政治化阅读之间呈现的紧张关系格局之中而艰难生存，相关学术化阅读仍停留在教科书体系或原理性注释的层面。 关于《矛盾论》的学术化阅读，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走在了前列。国内从本真意义上关于《矛盾论》的学术化阅读，实际上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并且相关阅读仍然带有比较深厚的教科书与原理体系色彩，侧重于从原理注疏的层面来展开对《矛盾论》学术价值的发掘工作。例如，论证毛泽东如何在矛盾问题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等。其实，以学术化路径阅读《矛盾论》，就是要回答这一文本在学术史——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价值与意义问题，即该文本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究竟有什么影响。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国外学者无论是在时间上亦或是内容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先导性与启示性。 从时间上来看，20世纪6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流派的代表性人物阿尔都塞对《矛盾论》表达了高度的理论赞美，并且将这一文献视为其创立多元决定论的重要理论支援背景。阿氏从毛泽东关于矛盾的不平衡理论出发，尤为强调非经济因素的半自律性，进而为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精神本体论)与斯大林经济主义(实体本体论)——二者在本质上都从属于黑格尔的本质还原主义，受黑格尔“母型理论”的影响——建构了一条结构主义的思路。[9](P166)当然，与阿氏关于《矛盾论》阅读方式不同的是，美国学者莱文则从另一个维度展开了相关阐释，他认为，尽管黑格尔因子在《矛盾论》并未处于显性地位，但毛泽东通过黑格尔化的列宁主义——尤其以《哲学笔记》为中介而接触到黑格尔，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完成对经济决定论与教条主义的批判，关键在于复活了黑格尔因素。[10](P402)从内容上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关于《矛盾论》阅读方式之间的差异，在本质上其实关涉究竟应当如何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实质的问题，更具体一些，即是如何把握黑格尔哲学遗产在毛泽东《矛盾论》中的定位问题。然而，这一重要的学术性问题，在以往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中却鲜有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