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说文解字·叙》（《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这段话主要是谈“文”和“字”的关系的，但如何理解“文”“字”关系却见仁见智，通行说法是“独体为文，合体为字”。这种说法是否符合许慎原意，关键在“形声相益”如何解释。李运富（2015）初步提及许慎的“文”“字”观，而重点在讨论“独体”“合体”问题；本文拟从“形声相益”的训诂入手，进一步还原许慎对“文”“字”关系的认识。 2 “形声相益”旧说质疑 对“形声相益”的理解，大致有三种说法。第一，等同于“六书”的“形声字”，即用形符加声符的方式构造形声字，那么字面意思应该是“形符与声符互相加合”。第二，包括“六书”的“形声字”和“会意字”，即形符加形符构造会意字，形符加声符构造形声字，那么字面意思就应该是“形符与声符互相加合，形符与形符互相加合”。第三，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我们所说的形声，是把《说文·序》‘形声相益谓之字’解释为（1）形与声之相益，（2）形与形之相益，（3）声与声之相益。”（陈梦家1988：79）“相益”也是互相加合的意思。 第二种和第三种说法使得一句话表达两句话或三句话的内容，属于“增字增义”的训诂，当然不可取。但这还不是要害，最令人怀疑的有两点，而这两点是上述三种说法共同的问题： 1）把“形声”理解为“形符”和“声符”两个并列成分，其中的“形符”又实际上被理解为“义符”或者包含义符，指表义功能而言。但问题是，“形”在古代文献中可以作名词，表示“形体、形状、形貌”等，也可以作动词，表示“形容、表现、成形”等，却从未见有表示“意义”或“形符（义符）”的用法；而且“声”除了名词义“语音、语言”和动词义“标识语音”外，也不能独立表达“声符”义。可见，用“义符”“声符”来解释“形声”恐怕缺乏训诂依据。如果说“义符”原来都是象形的，所以叫做“形”，即“形”仍然指“象形”而言，那“声符”实际上原来也都是象形的，为什么不也叫做“形”？还有“六书”中的“形声”一般也理解为“形符+声符”的并列结构，其实在训诂上同样讲不通。除了“形”“声”没有表示“义符”“声符”这样的名词义外，还可以举出两个理由：一是许慎“六书”中的“形声”，班固引作“象声”，郑玄注作“谐声”，而班固、许慎、郑玄的学说皆出于西汉学者刘歆，属于“同门”，故表述虽异，大意应同，依“象声”“谐声”推知，“形声”亦当为动宾结构；二是大家公认“六书”的前四书性质基本相同，命名的表述方式也应该一致，“象形、指事、会意”都是动宾式表述，那么“形声”不应该单独是并列结构。可见，后人用来分析字形结构的所谓“形符”“声符”并不等于《说文，叙》中“形声相益”的“形声”，也不符合“六书”中“形声”的原意。① 2）把“相益”理解为“相互加合”也有严重的训诂障碍。因为“益”在古代没有“加合”或“组合”的意义，与之相关的常见义是“增加”。如果按照“增加”义把“相益”理解为“相互增加”，则既不合逻辑也不合语法。从逻辑看，“增”只能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单向关系，不可能是“互相”的并列关系或交叉关系；而且增加的只是原物的数量或另一种与原物并存的东西，“增加”后并不产生“新物品”，所以“相互增加”义不可能用来表述“造字”。从语法看，古代使用“益”的“增加”义时，通常是要带宾语的，如《汉语大词典》“增加”义项下所举的几个例子都是带有宾语的： （1）《易·谦》：“天道亏盈而益谦。”孔颖达疏：“减损盈满而增益谦退。” （2）《国语·周语下》：“[郄氏]有是宠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谁能忍之！” （3）南朝宋鲍照《拟行路难》诗之九：“还君金钗玳瑁簪，不忍见此益愁思。” （4）宋曾巩《请西北择将东南益兵札子》：“窃以谓西北之宜，当择将率；东南之备，当益戍兵。” 可见“相益”的“益”如果是“增加”义，那“相”就不应该是副词义的“互相”；既然不是“互相”，那“形声”也就形不成并列关系。所以“形声相益”的正确语义还需要探求。 3 “文”“字”关系旧说质疑 《说文·叙》中的“文”与“字”具有“初”“后”的时间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时间关系反映的实质是什么，却仍然值得讨论。一般认为，先“文”后“字”体现的是结构上的独体与合体关系，先有独体，后用独体组合为合体。如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绪言》说： “何谓文？独体之谓；何谓字？合体之谓。”“何谓独体？象形、指事之文，分析不开者。例如‘文’，以交错其画而成为独体。何谓合体？合象形或指事之文，或二文，或多文，用会意或形声之法，合之以为字。例如‘字’，从宀、从子，以并合而成为合体。故曰独体为文，合体为字。” “独体为文，合体为字”的说法大概起源于宋代的郑樵，其《通志·六书略》有两处论述： 《指事第二》序曰：“指事类乎象形：指事，事也；象形，形也。指事类乎会意：指事，文也；会意，字也。独体为文，合体为字。” 《七音序》：“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汉儒知以说文解字，而不知文有子母，生字为母，从母为子，子母不分，所以失制字之旨。” 郑樵这样说可能是出于对《说文·叙》的误解，受其影响，明代张自烈《正字通》在“文”字注解中就干脆直接说“许慎曰‘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清代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字学典》也说“许叔重云‘独体为字，合体为文’”，把发明权完全归于许慎了。实际上许慎从来没有说过“独体为文，合体为字”之类的话，后人杜撰的这种说法不是根据许慎原文正确解读出来的，而是把后世的观念凭空强加给了许慎，所谓“以今律古”“强人就己”是也。这些学者自己觉得许慎区分“文”和“字”的目的在区分独体和合体，同时还把“六书”的前四书区分为“文”和“字”，于是形成“文=独体=象形+指事”“字=合体=形声+会意”的对应关系。这种观念不仅不符合许慎的原意，而且理论上欠科学，实践上也行不通。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