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这一我国高速发展阶段的衍生品，在成为热词的同时凸显了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与发展速度之间权衡取舍难题，李克强于2017年3月的“谁攻克，重奖谁！”一语，表明了中国政府治理生态的坚定立场和决心。京津冀地区作为雾霾重灾区，理应在治霾攻坚战中马首是瞻，同时，探索环境保护区域联动亦可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重要战略打下良好基础。雾霾治理及生态环境保护，突出特征是需要更多地依靠政策支持和顶层设计，归根结底是民生问题，考量的不仅仅是智力决策，更多的还是公共管理中政策执行效果和监督约束机制。为此，本文选取国家审计中政策跟踪审计职能角度，探究政府审计职能与生态协同发展之间的作用关系，辨析二者之间的影响机制，为推动生态政策落地、促进保障机制形成和带动区域协同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一、理论与实践发展脉络 （一）政策密集出台 自雾霾进入公众视野，短时期内迅速吸引了全球关注目光，对北京等城市形象已造成负面影响，环境保护形势日益严峻，在经济下行的新背景和新常态下，生态环境决策已经被政府认知为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变量之一。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建设总布局中重要内容，回应了上述需求。此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2015年，《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进一步强调，以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用途管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生态补偿等重大制度为突破口，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治化、制度化轨道。2015年11月，《关于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方案》奠定了以审计促进自然资源和生态发展的基调，通过审计评价提高领导干部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的重视，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协调统一，改变唯GDP至上的固有观念。据统计，截至“十二五”末期，国家环保标准已累计发布1941项，废止标准244项，现行标准1697项，其中，环境质量类标准16项，环境监测类标准1001项，环境基础类标准38项，污染物控制排放类标准161项，管理规范类标准481项。 （二）实践探索向纵深发展 近两年，随着公众对环境保护敏感性的提高，在舆论监督下，倒逼政府层面的顶层设计日趋科学、严谨，逐步体现出具有前瞻性的良好态势。地方政府也纷纷探寻符合地方专有属性的生态环境发展路径。其中，京津冀三地在区域生态协同领域进行了先行先试的探索，从2015年出台《京津冀协调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规划》、2016年出台《2016～2017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计划》，到随后紧跟《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环保联盟治理力度不断升级。与此同时，紧密跟踪治理效果的三地政府，也认识到阶段性良好局面背后，“天帮忙”因素较大，“人努力”效果不突出，长效机制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近日，《天津市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河北省打造京津冀生态支撑区、雄安新区打造生态示范区等，体现了政策层面向纵深方向探究的趋势。政府机构在此轮生态环境发展中表现出的治理决心和服务水平有诸多可圈可点的地方。但仍需看到，与轰轰烈烈的环境保护政策相比，支撑政策落地以及效果保障机制并无亮点，因此，具有独立性优势的审计作为生态环境监督手段仍散落在政策跟踪审计、领导干部自然资源离任审计等方面，政策制度系统性明显不足。 （三）国外研究相对成熟 发达国家政治体制因素和发展阶段决定了其在环境保护及审计研究方面早于我国，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美国、加拿大和一些国际组织在对工业革命的反思中，寻找完善环境保护立法、技术标准、准则制度的路径，也是关注环境审计早期助推者。汤姆林森（Tomlinson）对环境审计的定义仍被我国现阶段环境审计研究引用，即环境审计是环境管理系统整体的一部分。环境审计的对象包括但不限于设备、废弃物、财产转移。此外，环境审计内容包括交易审计、环境负债审计、产品审计、环境管理系统审计等。 （四）国内理论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与国外相对成熟的研究对比，国内审计与环境研究中，呈现出视角较为传统的现状：环境审计文献综述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地市、区县环境审计现状；基于审计结果公告的政府环境审计特征描述等。针对区域协同发展的研究体现在：以多维临近理论视角量化区域系统影响因素；以GEP为基础的生态服务价值核算框架构建等。研究方法集中在如下方面：应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低碳审计评价指标体系DSR（Driving-State-Response）模型；应用PSR（Press-State-Response）模型构建生态绩效审计评价指标等。 二、国家审计对区域生态环境发展影响因素辨析 （一）方法选择 正统扎根理论（CGT）是一种独立于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的方法论，起源于韦伯（Weber），涂尔干（Durkheim），曼海姆（Mannheim），罗伯特莫顿（Robert Merton）以及芝加哥社会学派的比较分析（Comparative Analyses），以巴尼格拉（Barney Glaser）和施特劳斯（Anselm Strauss）发表于《死亡意识》（Awarenss of Dying）为理论形成标志，并在《扎根理论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中，首次提出“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这一概念。作者用“扎根的”（Grounded）一词与“宏大理论”（Grand Theory）形成对比，突出扎根理论的“自然呈现（Emergence）”，强调对资料的持续比较方法（Constant Comparative Method）。 正统扎根理论通过开放性编码、选择性编码、理论性编码，得到能表示资料的范畴及其属性（Categories and Their Conceptual Properties），以及范畴与属性的关系，这里的三个编码过程是交错进行而非分级进行，体现对资料反复不断地进行比较的持续性动作。此时进行文献回顾，比较已有理论与概念范畴之间的关系，在没有新的可扩充编码（Code）、概念、维度（Dimension）资料出现能够扩展概念的属性后，可以认为概念范畴（Conceptual Category）达到饱和，理论框架基本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