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7)08-0135-08 DOI：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17.08.018 作为一种理论和研究方法，框架最初发端于文化学(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和心理学，后来逐步被引入到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由此形成了认知框架、新闻框架、行动框架、政治传播框架并立的研究格局。相比于其他学科，新闻框架研究无疑又是成果最丰盛、“出现频率最高、使用最广泛的理论”，①其使用频率甚至超过了使用与满足、第三人称效果等理论②。但与此同时，框架理论的概念和内涵也呈现出混乱之局面，潘忠党由此把它视为“一个理论混沌的研究领域”③，美国政治学家恩特曼(Entman)甚至将框架研究概括为“破裂的范式”。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学科在引入框架概念后，并未充分注意到学科之间对话的重要性，导致框架理论在各个学科之间形成话语壁垒。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介事件融合了媒介动员与社会动员的特性④，凸显了新闻框架与行动框架对话的必要性。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新闻框架理论研究的应然与实然层面入手，分析新闻框架的理论渊源及研究现状，进而探讨在新媒体的场域下，媒介事件中新闻框架与社会运动框架学科交叉和融合的可能性及路径，以拓展框架理论研究的想象空间。 一、破碎与失衡：新闻框架的理论、方法与研究现状 (一)新闻框架的理论渊源 从学科渊源来看，框架理论被认为渊源于心理学和社会学两大学科的研究传统。⑤心理学传统关照下的框架概念具有“心理基模”的含义，其概念源自凯尼曼(Kanneman)和特维尔斯基(Tversky)的决策研究，心理学界将个人认知过程的假设建构称为“基模”，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心理基模”来了解、判断、诠释外界事物，由此形成了认知心理学范畴的框架效应。社会学一脉的框架概念则源自贝特森(Bateson)⑥，由戈夫曼将此概念引入到文化社会学，后来再引入到大众传播研究中，成为传播学的一个重要理论。 “框架”一词并非是戈夫曼的首创，他对于框架理论的研究起点来自于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1896年发表的文章The Perception of Reality中提出的问题：“在什么情景下，我们认为事物是真实的？”⑦1945年，舒茨(Schutz)在其论文On Multiple Realities中继续讨论了威廉·詹姆斯的论点。⑧戈夫曼沿着胡塞尔(Husserl)和舒茨的现象学视角，并借鉴了人类学家贝特森提出的框架概念，更深入地分析人们如何回答“现在发生的是什么？”、如何凭借组织经验来建构现实这个问题。⑨1974年，戈夫曼出版了《框架分析：经验组织论》一书，并将框架概念引入到传播语境中，探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使用框架来诠释事物和对象产生的特定意义。戈夫曼认为，对一个人来说，真实的东西就是他或她对情景的定义，这种定义可分为条和框架。条是指活动的顺序，框架是指用来界定条的组织类型。⑩他同时认为框架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换为主观思想的重要凭据，即人们或组织对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甘姆森(Gamson)进一步发展了框架理论，他认为一个成熟的框架分析应包含三个部分：一是关注生产过程；二是考察文本；三是在意义协商中一个带有主动性的受众和文本之间的复杂互动，(11)从静态和动态、应然和实然等方面对框架理论划定了一个清晰而完整的范围。 (二)新闻框架理论的概念谱系和分析工具 新闻框架研究被认为可以划分成媒介(新闻)生产研究、媒介(新闻)内容研究和媒介(新闻)效果研究。(12)某种意义上，新闻框架反映了新闻从业人员的某种偏好或偏见，它通过新闻从业人员的选择、强化、过滤和同化等方式，以及标题、导语、引文和重要段落的编排，以实现对事件的归因和意义赋予。但对于新闻框架理论的概念和结构，目前学术界仍然有不小的争议，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在框架理论的扩散与转换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的概念谱系，如框架、框架理论、框架分析、框架化、框架化分析、框架化研究等，这些概念在不同的学科中产生了一些相近的阐释性概念，但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和研究范式，往往产生了很大的歧义。(13)另一方面，框架本身既可以当动词，又可以当名词，还可以把它当成复合结构。作为动词的框架指的是界限外部事实和心理再造真实的过程，如吉特林(Gitlin)认为框架是选择、强调和排除，恩特曼(Entman)认为框架是选择与凸选，钟蔚文认为是选择与重组，沃肯伯格(Volkenburg)、赛梅柯(Semetko)和弗雷瑟(Vreese)进一步区分了媒体框架和受众框架等。作为名词的框架往往从结构入手，把框架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如潘忠党将框架策略分为四类：句法结构、脚本结构、主题结构和修辞结构。(14)作为复合结构的框架把静态结构与动态过程结合起来，如臧国仁提出的新闻框架三层次说，高层次是对某一事件主题的界定，如标题、导言或直接引句等；中层次则包括主要事件、先前事件、历史、结果、影响、归因、评估等；低层次则是指语言符号的使用，包括由字、词等组合而成的修辞与风格，这里可以把框架概念理解为一个名词和动词的复合体。(15) 就方法论层面而言，由于“框架”概念滥觞于早期文化社会学，因而初期的框架构建研究多采用语言学、符号学中常用的文本分析等质化研究方法。坦卡德(Tankard，J.W，J)为避免研究过于主观和抽象，设计出了包括新闻标题、新闻图片、新闻导语等11项指标在内的“框架列表”(16)，某种程度上为框架的文本识别和计算提供了操作层面的指标。随着框架理论研究的加强，研究者也越来越倾向于用内容分析等量化研究方法来完成对媒介框架的文本层面的把握和理解(17)，在传播效果研究中则是以实验法、访谈法等量化研究为主的精确的议程测量。万小广曾从框架分析的内容、分析手段以及分析层次等三个方面对“架构分析”的特点进行了概括(18)，他将框架理论分析所指向的对象——社会行动者话语的内容视为以话语、话语建构与话语接收等多个环节构成的共同体，并且指出“架构分析”是一种对社会行动者的话语、话语实践、行动及社会场景进行的“整合式分析”。从操作层面来看，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话语分析以及观察、座谈、访谈等方法实际上分别关照了话语的接收及其效果和话语本身的建构问题，因此定性与定量方法的结合才是理想层面的框架理论研究方法。但是现实中，框架理论的研究却走向了方法论上的失衡状态，表现在研究视角上：多数研究只集中于媒介文本的测量，而对意义层面的话语、文本、符号关注不够；在研究方法上，多集中于比较内容分析和框架比较，对新闻生产过程和互动过程的研究太少，被认为是对框架理论研究传统的一种偏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