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30多个春秋的奋斗，中国传播学研究与教育已渐成规模，学科细化也正在持续深入开展。然而，作为传播学一大分支学科的人际传播学却进展缓慢。究其根本原因，关键在于各种认知误区的干扰与困惑。为推动其发展与繁荣，我们必须识别并破除这些误区。 文化心理误区 国人以“五伦”为基建立并维护所有社会关系，其他关系不过是血亲和姻亲关系的拟制或扩展。“五伦”为基，人人相连，代代相传，建立起了复杂而又稳定的人际关系网络。 这个庞大关系网络的建立、维护与运行，与其说是源于传播(技巧)，不如说是基于道德义务、人生智慧与直觉。因为调节包括人际关系在内的所有社会关系的核心原则，是儒家的“仁”和“礼”。“仁”的实践规范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推己及人”并不具有技能操作性，而是内含着道德标准——“正己”然后能推人，如果离开了道德准则，以己之好恶推及他人既害了别人，也损害了自己的仁德之心；“礼”的核心是纲常名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名正”了，自然就“言顺”了。亦即，社会关系中每个“名”都有一定的责任，如果彼此都能各遵其位，礼崩乐坏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关系也就和顺了。 除了圣人之教，人际关系维护的日常要领也比比皆是，比如，“做人要方，处事要圆”、“深藏不露”。但这并不需要通过语言或非语言技巧去达成，而是靠人生智慧去把握。因此，人们是以个人的道德实践为起点，以关系的亲疏为根本原则，来建立并维护人际关系的，与传播能力与技巧关系不大。虽然我们也强调说话(与传播有关)要“拿捏得当，进退有方”，但这也不过是基于人伦和地位的利弊权衡，而不是来自外在技巧，更不可能通过书本而学来。正因此，在很多人看来，中国人天生就是人际关系的专家，哪里还需要专门的人际关系及其传播知识呢？这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作为一个知识领域的人际传播学的发展。 再有，中国文化价值观非常贬低“言”的重要性。无论是圣人之教——“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还是汉语语汇——“巧舌如簧”、“三寸不烂之舌”、“巧言令色”等都赋予了能说会道以道德蔑视。如此而来，人际传播不过是蛊惑人心、败坏世道人心的雕虫小技。 由于倡导“礼之用，和为贵”，中国人际关系显示出重人情、崇血缘、重乡情的温情面，但也发展出极端的另一面——表面的和谐和暗斗、窝里斗并存；中国的官文化里“观察风向，避免冲突”的圆滑大概也源于“和”文化；再加上市场上厚黑人际关系学以及“快餐”式、“心灵鸡汤”式的关系指导畅销书汗牛充栋，对庸俗、虚伪的人际关系深恶痛绝的人们也可能会对发展一个所谓的人际传播知识领域不以为然。 其他学科的误解与挤压 正如传播学的学科归属备受争议一样，人际传播亦然。有社会学者频频对人际传播研究发出责难：套用西方行为科学和心理学相关理论，对本土人际关系实践解释乏力。这些责难潜藏着相当傲慢的逻辑：论套用西方，你没有我套用得历史悠久且娴熟；论本土解释，你的解释跳不出我的“以人情社会为宪法的关系社会”的解释框架，因此你们就不必费神去研究了。更悲哀的是，传播学科内部也存在自我矮化的情况。 这种误解与傲慢源于对人际传播知识范畴的无知。人际传播和人际互动、社会交往固然有重要关联，但也有本质上的区别。 第一，此人际关系非彼人际关系。根据人际传播领域定义，人际传播是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以建立一种关系为目标的有意义互动的过程，也有学者将其定义为是两个人基于人际传播的一种联系。这表明，其一，人际传播领域研究的人际关系是日常生活中的个人关系，而本土化的社会学意义上的人际关系严格说来是发生于更为广阔领域里的社会关系。其二，“关系”在泛关系社会的中国发生了文化转型，其“人际关系”一词比英文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的含义复杂得多。正如个人关系研究不能代替社会关系研究一样，这些社会学家引以为傲的解释框架“人情制度”显然也代替不了个人关系研究。换言之，对人情、面子和权力运作解释得再完美再深刻，也解释不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建立、发展、维护关系的机制与动力。 第二，以人情制度作为人际关系实践基础的解释框架，没有引入“传播”的观念。特别是在从传统社会转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国人的个人关系(最为重要的是亲密关系)的建立与维护发生了重大变化——从遵循纲常名教的互动，转变为关系主体更强调平等对话的互动。 第三，人际传播学者已经开始关注互联网时代的“超人际传播”，即从原来的面对面的人际沟通转变为互联网平台上的人际沟通，这又为人际传播开拓了更宽阔的研究领域。人情、权力、面子等观念又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如此一来，探究人际传播的核心知识领域就显得非常必要。 人际传播学的核心议题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际传播在美国走上了学科化道路，越来越多的大学开设人际传播课程。从理论上来说，人际传播学聚焦于探讨人际传播的过程以及人际关系发展的动力。 第一，人际传播的一般过程。比如，人际互动与传播如何受到认知结构、语言和非语言行为的影响，人际传播质量如何受到传播者的人口统计因素、认知气质、社会与个人气质、传播气质、关系气质的协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