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7)02-0078-05 文人，通常意义上讲就是读书人、知识分子。狭义上的文人就是指那些学习、研究人文学的专门人才，本文取其广义。发展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重任已经摆到了大学面前，而在其具体落实中往往就只有社会科学了，即以哲学为核心的人文科学被边缘化或被社会科学化，而社会科学也在逐渐自然科学化(如经济学)。当我们清醒地思考问题感觉到整个社会人文精神式微时，我们是否要思考人文科学的应有地位、人文教育的紧迫性。而残酷的现实是，如今的文人有多少精神?是否还有士大夫情怀?是否还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如果当一个社会的文人都没有了精神，人文教育和人文精神的塑造是否可能，令人生疑，这是一种教育的窘境。 一、人文精神及其对教育的依赖 人文精神是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特概念，从对"Humanity"、"Humanism"等词义分析，人文精神内涵在人的本质之中。人文精神既是对人性的完整表达，也是对人的深层关切。自古希腊开始，厘清人的本质，继而高扬人性就成为人类生活的主要内容。普罗泰戈拉提出了著名的论断——“人是万物的尺度”，使人有别于其他生物。这一论断表明，人虽然不是万物的主宰，但却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万物的价值需要通过人得以体现和彰显。人区别于万物的根本特质是人有理性。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都对作为理性存在的“人”进行了系统论述。康德则进一步把理性从外在于人的存在拉回到人本身。在古希腊传统中，理性就如太阳，虽然我们可以分享阳光，但却无法拥有它。康德认为理性存在于人之中，正因我们具有理性，所以才能认知应该遵守的道德原则，从而为自己立法。人文精神的核心在于如何尊重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并且促进和发扬理性。人文精神在中世纪曾遭遇重大困境，政教合一的体制迫使人们必须承认宗教旨意的合法性并且服从神的意志。人的理性被神的意志所取代，只能听从神的安排、等待神的救赎。当历史的车轮走出中世纪的阴影，高扬人文精神的旗帜、恢复理性的主体地位就成为现代文明的根本任务。现代文明所倡导的人文精神主要有以下内涵：一是对于人主体性的肯定。作为理性的存在者，人可以自主地追寻价值并且选择实现价值的手段，意志自由是对主体性的集中反应。意志自由不是说我们可以在社会生活中为所欲为，而是认为所有人都能在善良意志的指引下开展道德的生活。如康德所言，“善良意志，并不因它所促成的事物而善，并不因它期望的事物而善，也不因它善于达到预定的目标而善，而仅是由于意愿而善，它是自在的善”。善良意志“帮助我们在日常交往中更有效地行动，吸引那些尚没有充分认识的人对它的注意，而不是去左右那些有了认识的人的意志，并规定它的价值”[1]。肯定人的主体性意味着所有人都是道德主体，都应该被当作交往的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任何人都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之上，每一位理性的存在者都能支配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二是对于个人权利的尊崇。既然我们确认人的主体价值，那么就必须在社会生活中尊重、维护这一价值。人是社会的存在，任何人都不能与社会割裂过离群索居的生活。无论是亚里士多德“人是政治动物”的论断，还是马克思关于人社会属性的阐释，都解释了人与社会的内在关联。在社会生活中，个人权利是人之主体性的主要表现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必然导致对人主体性的损害和否定。这就是为什么个人权利成为近代以来公共生活的中心话语。从启蒙运动对自由、平等、博爱价值的宣扬到契约社会的谋划，都彰显了对于个人权利的关照，其要义在于我们应该无歧视地看待所有社会成员，恪守自我与他人的权利边界，尊重人们的自主选择。三是对于道德价值的提倡。人文精神蕴含着对于“善”价值的理解与追求。作为人文精神内核的理性是道德理性。苏格拉底的名言“知识即美德”充分诠释了理性的道德本质。成为道德的人、构建道德的社会一直是人类发展的基本维度。正是在对善价值的追寻中，我们形成了文明的历史。善价值是人们判断是非曲直、提升人格修养的坐标，更是人们进行社会制度安排、社会机制建设的导向。提倡道德价值意味着我们不能仅仅囿于物质生活、满足生物本能的需求，更应该在道德理性的指引下实现人性的完满。柏拉图指出，人由三种要素组成——理性、激情和意志，只有当激情与意志在理性驾驭之下，人才能够成为正义的人。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善都是最终的目的。确如亚里士多德指出的“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所有事物都以善为目的”[2]。 作为人类知识、文化传播与创新的重要载体，教育对于人文精神的传承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文精神对于教育的依赖表现在： 首先，人文精神既源于人类历史实践，又植根于当代社会生活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的变革带来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也衍生出人文知识要素，对人文精神产生着深刻影响。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不但加速了社会变革的进程，更形成了新的文化格局。只有全面理解我们的生活世界，我们才能准确把握人文精神的内容，找到有效传递、滋养人文精神的路径与方法。个体的经验性知识具有极大的局限性，无法满足认识生活世界的要求。只有通过系统化的教育，人们才能有机会收集与生活世界相关的完整信息。加拿大学者特雷沃斯(Trevors)和美国学者赛尔(Saier)指出，人文教育对帮助人们甚至下一代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至关重要的①。 其次，人文精神的塑造与继承是一项包含知识学习、文化熏陶、道德实践的系统工程，需要通过专业、系统的培养和训练。人文教育关注于培养人们的理性思维能力、自制能力、创造能力，促进人们形成优良的品质、产生仁爱的情感。更重要的是，人文教育是促进人们从自主走向人道关怀的桥梁。荷兰学者维格雷斯(Veugelers)认为，自主不是孤立地看待个体，而是一种将自我与他人相联系的方式。自主意味着处在特殊情景中的人，要对自己的行为和生活负责。人道关怀则是人们发扬人性的基础。从人道关怀的视角看，人是作为对社会环境产生反应并参与社会交往的个体而存在。这一意义上的人从外界获取资源以便过上幸福生活，与其他社会成员一起服从道德价值的约束，帮助他人实现美好的生活愿景②。唯有接受人文教育，个人方能超越狭隘的自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成员。 最后，人文精神需要道德理性的支撑，教育是道德理性成熟的必经之路。道德理性需要教育的培养。亚里士多德指出，德性的获得不能依靠运气的恩赐，只能凭借学习和努力——“所有未丧失接近德性的能力的人都能够通过某种学习或努力获得它”。他进而指出与德性对应的学科是政治学，“政治学的目的是最高善，它致力于使公民成为有德性的人、能做出高尚(高贵)行为的人”[2]。当然，亚里士多德所言的政治学比今天的政治学有着更宽泛的范畴，但毋庸置疑，学习是增进道德理性的根本途径。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具有道德能力，这种能力却有待通过教育予以完善。 二、当下文人精神的变异导致人文精神的式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