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代教育中的科学主义取向

作 者:

作者简介: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高教所副研究员 北京 100081 周谷平:杭州大学教育系副教育 杭州 310028

原文出处: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1997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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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的发展和传播,在推进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同时,也产生了始料不及的后果和变异。对科学的认识从没有象今天这样错综复杂、尖锐对立。

      对科学的迷信和科学主义(或曰唯科学主义)的产生,导致了人类精神文化的深刻变异。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冲突、抗衡,成为现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矛盾和动力,既丰富和激发着人类文化,也造成了科学与文化前所未有的割裂和对立。20世纪世界教育的发展,尤其是二战以后的教育改革,正是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相互冲突、碰撞、矫正、制衡,此起彼伏的二重奏。教育改革的目标徘徊振荡于两种价值之间,被称为教育的“钟摆现象”。

      科学主义,在哲学上是指由于科学的过分膨胀而导致的对科学的工具价值和科学原则的无限扩张,以至视科学为万能。“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主义是一种将科学当作信仰的立场,它将科学的有限原则推广为普遍有效,认为它能解决一切领域的一切问题;同时,科学主义作为信仰,它又被预设为普遍真理,是不容出错的永恒的理论”。[1]教育中的科学主义取向,是指片面的经济功利主义导致教育价值上的失衡,在教育结构、教育内容等方面独重自然科学教育,造成教育教化功能的削弱和人文内涵的流失,从而影响教育宗旨和教育功能的全面实现。

      成中英教授认为,在20世纪的中国,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冲突仍处在隐含的阶段,因为在科学发展的初浅阶段,“我们既没有充分享受科学带来的福利,又未直接遭遇科学应用带来社会生活的改变,”“对人文主义与科学的冲突没有实际的把握和体验,当然也就无法接触到问题的核心了。”[2]这对说明五四时期和20世纪中国的大部分时期大致是不错的。然而在世纪末的中国,这一冲突已明显地加剧,而且日益令人关注。近年来我国围绕重大水利工程、发展私人轿车的论争等,背后都含有两种价值观和两类知识分子群体的冲突。

      尽管科学的传入和以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新教育更早就出现了,但以1903年中国建立第一个向西方学习的新学制为标志,中国现代教育的建立不过是本世纪的事。1949年以后,中国按照苏联模式改造和重建教育,经40多年的发展变革,形成自己独特的面貌和品性。其特征之一,是它所体现的强烈的功利主义价值,以及科学主义的取向。

      一

      以迅速实现工业化和发展科学技术为目标,新中国的教育被纳入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轨道。对于一个贫究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强调教育作为人力资源的开发对经济振兴所具有的国家功利主义价值,无疑是必要与合理的。然而,它却面临一种考验:在发展功利主义的科学教育的同时,必须保持教育的人文价值和人文内涵,重视普及教育和普通教育,重视人格养成、个性发展、思想文化和艺术的发展等非功利的教育价值,防止教育的失衡和异化。

      1952年对高等院校大规模的调整改造,奠定了新中国教育的基本价值和格局。按照苏联模式,教育的重心是以培养大批高度专门化的专家为宗旨的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实际重心则是工程技术教育;高等工业学院、尤其是各种专门学院成为高等学校发展的重点。科学教育获得飞快的发展,并在教育系统中取得了至尊地位。与此同时,中国高等教育出现了明显的“重理轻文”的倾向和过度专门化的弊端。对高度专门化的推崇,致使不仅文理分家,而且理工分家,学科专业过细过窄,形成“专才教育”的模式。

      在50年代,独重自然科学教育是与削弱和贬低文科教育同步进行的。文理科综合性大学在高等学校中所占比例,由1949年的23.3%降至1952年10.9%;1986年,这一比例为4.3%。文科学生占在校大学生的比例,由1949年33.1%降至1952年20.5%,这个比例1962年最低,为6.8%;1980年,经“文革”后的恢复和发展,这一比例上升为8.9%。[3]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7年的统计,全世界1000万以上人口的50个国家中,大学生文科学生所占比重大于50%的有13个国家;介于30%—50%的有26个国家;介于20%—30%的有6个国家;介于18%—20%的有4个国家。[4]然而,中国1980年的这一比例,却比该比例最低的国家还要低10%!

      这种重理轻文的倾向同时存在于学科和课程结构之中。美、日等国工科本科生的教学计划,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一般占总学分的20%左右。根据中国教育部1962年的规定,五年制工科学生的文科课程占总课时的18%左右,但其中外语占8%;根据教育部1980年的规定,四年制工科本科生的文科课程占总课时的18%,但外语占去9.6%。问题还在于,长期以来文科课程内容仅仅是三门政治理论课,与以陶冶人格、丰富精神生活、了解文化传统和人的价值等为宗旨的广博的文科教育相异甚远。近年来教育内容虽由政治理论扩大为德育范畴,但仍较狭窄单薄。

      这一取向在基础教育中也有较明显的表现。一项调查显示,各国小学的教学计划中,理科课程约占1/4。我国目前五年制小学的数学、自然、地理等课程占总学时的31%;初、高中理科课程占总学时的37.5%,均超过这一比例较高的东欧国家的上限。[5]

      在教学过程中,与之相应的是主要从数理化等理科教学中形成的传统教育方法,它被称为“唯理性教学模式”。这种模式偏重智力教育,推崇能力主义,重视培养训练记忆、理解、概括、抽象等智力因素,重视逻辑思维能力,而较忽视情感、态度、意志、兴趣等非智力因素;重视学科知识的系统性、理论性,而较忽视沟通不同学科的知识,以及建立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伦理的联系;重视知识的传授,而较忽视个性的充分发展;通过严格而激烈的竞争保持较高的学习质量。这种教学是我们在各级各类学校普遍可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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