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5128(2017)15-0061-06 延安时期文艺理论作为一种生发于民族革命历史现实土壤中的理论，有着鲜明的民族国家意识与对敌战斗的气息，因此，常常被认为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附庸，其价值与意义被遮蔽。但当我们真正走进延安时期文艺理论文本，从民族革命的历史语境与理论实践的维度审视延安时期文艺理论文本，就会发现，延安时期文艺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下。立足于中国民族革命现实语境而创造出的时代特色鲜明、颇具中国气派的大众美学与文艺理论形态。文艺理论广泛吸纳劳苦大众意见，在总结文艺创作经验的同时又指导着文艺大众化创作实践，显现出强烈的大众审美实践性。这些文艺理论的历史经验对于当代文艺理论摆脱西方话语的束缚，建构颇具中国气派的文艺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一、民族意识激发的文艺理论民族性追求 延安时期民族革命战争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情感，文艺理论打上了深深的民族性印记，突出强调文艺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表现出浓郁的民族国家意识。文艺理论家们能继承中国古代文论诗性感悟的理论表述方式，将对文艺真挚的生命感悟融入理性思考，化抽象为形象，颇具文学意味，凸显出鲜明的民族性。 首先，民族、民间文艺形式的倡导。延安时期文艺理论家浓郁的民族国家意识使得他们对民族、民间文化产生强烈的认同。他们吸取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艺术家偏向于学习外国文艺，民族民间文艺宝藏被搁置的经验教训，文艺理论积极倡导民族、民间文艺形式，彰显文艺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文艺理论家指出：“无民族的情调，不能表现民族的特性；没有民族的特性，也无以表现民族的情调。”[1]152因此，文学艺术家要“把民族的，民间的旧有艺术形式中的优良成分吸收到新文艺中来，给新文艺以清新刚健的营养”[2]621，为的是让民族的新文艺能在广大民众中产生力量。“把‘五四’以来所获得的成绩，和中国优秀的文艺传统综合起来，使它向着建立中国自己的新的民族文艺的方向发展。”[3]598用中国的民族文艺形式表现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以期建构一种“以我们民族的特色而能在世界上占一地位的新文艺”[4]604。理论家们深知，“愈有民族风格、特点的，便愈加在国际上有地位”[5]673，“那些失掉了文艺的民族性，忽略了文艺的民族形式的作品”[6]633，在自己的民族中都无法立足，更谈不上立足世界。显然，民族、民间文艺形式不仅是唤醒民众民族国家意识的有效载体，而且是建构民族新文艺的有效途径，是文艺立足世界的有效保障。这种关于文艺民族性问题的思考超出了简单的文艺为抗战宣传的要求，而是站在世界文艺的广阔视域，将民族文艺形式的利用提升到了建构中国民族新文艺、彰显文艺民族性的高度。文艺的民族化与民间文艺形式的利用也不再是简单的接近民众的问题，而是文艺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凸显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问题，是中国文艺如何立足世界的问题，显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 其次，平实而鲜活的文艺理论话语。延安时期许多文艺理论家本身就是文学艺术家，茅盾、何其芳、柯仲平、萧军、艾青、刘白羽等等，作家、艺术家的双重身份使得文艺理论呈现出与西方文论偏重逻辑推演截然不同的感性直观形态，成为感性体验的描述，形成了平实而鲜活的文艺理论话语风格，颇具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诗性特征，可读性极强。譬如林默涵对当时文艺创作中两种错误论调的批驳：“一种是叫人站着不动，故步自封，不屑深入群众，放弃了可争取的读者不顾，却关起门来‘创造’读者；一种是叫人不学走路先学跑，要人一步就跨到彼岸。他们不知道，从起点到终点，是需要一个改造实践的过程，这貌似前进的论调，实际的结果是取消。说是树苗还非他理想的大树，就抡起斧子来砍掉，世界真有这样的蠢人呢。”[7]237没有抽象的理论演绎，没有枯燥的概念阐释，充满浓郁生活气息的语言，既具感染力，又有说服力。塞克把作家文艺创作脱离现实的倾向比作是“脚不挨地”，针对脱离实际的幻想指出：“(幻想)这东西是专会骗青年，它既会飞又善变，它可以随便带着你飞到什么地方去，只是你千万不要睁开眼睛，你就能够永远得意，如果你睁开眼一看哪，我保证你要从天空跌下来，跌得昏头昏脑。”[8]生动的描述对于喜欢幻想的作家无疑是一剂清醒剂。文艺创作实践表明，即使是幻想也需建立在一定的生活经验基础之上。萧军对于相关文艺问题的阐释亦是感性十足。“天才是一块质地有差别的田地，学习就是肥料和耕耘。”作家“应该是座人类的百货商店”，读者是“你的主顾”，因此，“货物要好而廉、而精”，“否则，你一定要被遗弃”。作家体验生活是下海取珍珠，“珍珠要取到手，还要不为海水淹死才好”[9]。平实而鲜活的理论话语表达出对于文艺问题的独到体悟。艾思奇把文艺比作镜子，“作者的思想、世界观就是镜子反映的位置与方向，镜子因着位置不同，它可以直面现实，也可以侧面现实，甚至于会抹杀现实”。现实的形象“是文艺用以维持生命的养料的根源。离开现实的土壤，文艺就不能生活成长；离开了现实的形象，文艺就失去了反映现实的器官，失去了它的根”[10]269-271。因此，作家“要抱有恋爱一样的诚实坦白的决心与勇气”[11]309与现实合拍。生动形象的理论话语颇具文学意味，体现出文艺理论鲜明的中国气派。 可以说，延安时期文艺理论家兼文学艺术家的双重身份使他们“反对用成语来敷衍一切新的思想、情感和感觉”，文艺理论呈现出形象化、生动化的特点。他们并没有因深厚的西学积淀与宏阔的理论视野而居高临下，卖弄辞藻，而是立足民族文艺问题，深入浅出，撷取大众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物或颇具趣味的俗语加以譬喻，建构了鲜活而颇具民族色彩的文艺理论话语形态。文艺创作好比厨子做菜，“料放得好菜就好吃”；演大戏的文艺现象被称为“只看见死人和洋人”；文艺的雅俗问题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抽象的文艺理论问题被现实化、形象化，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与浓郁的生活气息。诚如艾克恩所说，延安时期文艺理论“既无陈腐的学究气，也没有浅薄的八股腔。在清新、平实而又盈溢着激情的新型理论文体里，涌动着一股鲜活的精神。”[12]132不以逻辑演绎取胜，而以情感认同服人，突显出鲜明的民族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