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生态文明转型已经迈过了21世纪之初的十几个年头。能源危机、资源枯竭、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样性沦丧等诸多生态灾难，伴随着全球性的消费加剧、城镇化和社会不公，业已遍及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并波及每一个生命个体。两种文明更替在回应生态危机和全球气候变化中曲折前行：业已步入暮年的工业文明的旧的身份认同正在瓦解，方兴未艾的生态文明的新的身份认同又太过脆弱，以生态救赎之名频频兴起的各种理论和实践如火如荼，它们旗帜鲜明的指向自然、社会乃至生活的深层结构，以期在大破大立中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确立新范式。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法国精神分析学家、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和国际社会活动家菲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的生态智慧学说应运而生，其充满创造性的生态智慧灼见对于当前的生态美学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放眼国内外生态美学的探索，其理论进路长期囿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般讨论，关注的焦点往往落脚到对象性的自然上，鲜有对人类主体性的相关思考；就生态美学的学科构成来说，如何在美学研究中恰当地引入生态学视角，如何从美学视角真正切入当代生态问题，一直缺乏行之有效的策略。这重重困境的背后隐匿着生态美学令人堪忧的理论危机及其所诱发的深度反思：生态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一以贯之的内核是什么？如何使生态美学避开无谓的“生态—审美”争执而真正回归生态精神？能否以及如何使生态美学从坐而论道走向生态实践？所有这些追问都把矛头指向当代生态危机的病灶究竟何在。 加塔利把当代生态危机作为一种“机缘”，直面因科技飞速发展而充满了人工干预的自然，直面与生产力的发展背道而驰的全球范围内的主体性的缺失，直面因自然、社会和精神的统一性的割裂所造成的社会实践的衰落，创造性的提出了他的三重生态学之生态智慧、伦理美学范式以及主体性生产理论，以期“在全球范围内重塑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生产目标”，重建“可栖居”的人类星球。①加塔利的生态智慧立足于当代并致力于解决当代问题，以其为生态哲学基础对生态美学进行“哲学引导”和“规范性研究”，②为生态美学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阿基米德点(亦即逻辑起点)。抛开以对象性的自然作为重心的研究惯例，独辟蹊径，围绕生态智慧之目标——主体性生产来研究生态美学，不失为建构生态美学新范式的一种关键尝试。 一、生态智慧思想的核心：三重生态的建构 承载着加塔利的生态智慧的《三重生态学》出版于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际，此著作堪称加塔利为医治当代环境问题开出的一剂良药。正如他在这本专著的扉页以题词的形式对葛雷格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名言的引用：“坏的思想之于生态学，一如杂草之于生态”，③加塔利寄希望于《三重生态学》的撰述能够作为一种“好的”思想来拯救全球性环境危机。也正是奔着以一种生态意义上“好的”思想来履行生态救赎的初衷，加塔利开明宗义道出了他的三重生态学构想：“只有一种存在于三重生态注册(自然环境、社会关系和人类主体性)之间的伦理与政治的联姻——我称之为生态智慧(ecosophy)——才可能阐明这些问题(包括生态失衡在内的人类诸多生态、生存危机)。”④在此，加塔利在全面洞悉了当今世界生态危机的真实状况之后，以一种积极的生态立场拓展了生态学的内涵，把生态学概念从自然向人生成，扩展至自然生态学、社会生态学和精神生态学三重向度，⑤寄希望于把生态救赎之道扎根于人类存在的“真实领域”——人的日常生活中——不仅关注人类自然环境，还关注人类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更进而关注个体/群体主体性的重塑。正如加塔利在《三重生态学》的结尾部分所倡导的：“我们最终只能通过以下阐释，来规避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危机：新生的主体性；不断变异的社会场域；处于再造过程中的环境”。⑥正因如此，加塔利立足时代语境，将生态智慧作为开启时代生态救赎之门的关键之匙，并把生态救赎的目标推向三重生态向度同构的最广泛的生态实践领域，他指出“社会和个体实践的重塑，将在三个互补的命题——社会生态学、精神生态学和自然生态学中进行，三者都受到生态智慧之伦理美学范式的庇护。”⑦ 那么，到底什么是生态智慧？生态智慧到底何为呢？加塔利在其封山之作《混沌互渗：一种伦理美学范式》的最后一个总结性章节，就“生态智慧的目标”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论述。相较于传统生态学对生物物种和生物圈的关注，加塔利的生态智慧同样关注到“精神物种”和“精神生态学”所面临的危机：“我们怎样改变精神价值体系？我们怎样重建社会实践，使之回归人性中固有的责任意识——不仅对人类自身的生存负责，也同样为星球上其它生命的未来负责；不仅对动、植物物种负责，也同样为诸如音乐、艺术、电影、与时间的关系、对他者的爱与怜悯、融合于宇宙中心的感觉等精神物种负责？”⑧由此可见，加塔利的生态智慧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对生态学进行多样化重写，将其拓展至自然、社会和精神生态学同构的更广泛的领域，从而达成了一种将真、善、美统合于一身的全局性的生态智慧；其二，重建精神价值体系，对精神物种和精神生态学的关注是生态智慧中最醒目的维度，精神生态学的提出是加塔利最深刻的思想之一；其三，重建社会实践，以生态救赎为目标将生态实践指向自然、社会和精神生态学领域。加塔利在其《三重生态学》中明确的诠释了这一观点：“对生态危机的唯一真实的回应，……正在全球范围内重塑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生产目标。因此，这场革命不能只关心大规模的有形力量之间的关系，也应考虑微观领域的感性、智力和愿望。”⑨从而，将人类自我救赎的生态生存斗争，从单纯的保护地球拓展至保护人类社会乃至人类稀有的、特异性的心智。 加塔利涵盖了三重生态向度的全局性生态智慧，为生态美学提供了一个切合时代语境的逻辑起点，以其作为美学观对生态美学进行“哲学引导”与“规范性研究”，使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一般意义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从自然(人与自然)向社会(人与社会)、精神(人与自身)拓延，将生态美学之狭义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审美关系”，转向生态美学之广义层面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之间的生态审美关系”，⑩它们分别对应于生态美学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三个维度，从而完成了生态美学的三维转向。此三维转向使生态美学由自然向人生成，赋予自然的人工干预以理论的正当性，并充分强调了人的主体性的能动作用，解构了生态美学将非人工的原生态自然视为美的典范的反实践属性，从而将生态美学根植于人类生存的真实生活领域，走向对人在整个世界中的生存活动的价值显现。这种向人类真实的、多样性的生存活动的回归，正是生态美学之生态精神的真正体现，正如高建平所说：“只有回到多样性，回到人的多样活动本身，美学才能找回生态精神”。(11)也只有找回了生态精神，才能真正履行生态救赎的历史使命，此种意义上讲，生态智慧是生态美学笃定的、不可缩减的内核，如何在生态美学中贯彻生态智慧，为生态美学的发展提供一个面向真实世界的“好的”思想，成为这一学科的核心价值和研究重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