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804(2017)04-0112-09 当代中华传统美学自信的实质是一种将信念信仰融化在情感生活之中的鲜活的精神自足意态，是一种传统浸透了现实或现实拥抱了传统而生成的充满敬重与爱慕之情的理性判断，它不是空洞的口号和抽象的教条，而是充溢着生活滋味却又特别需要自我提升的精神境界。这决定了当代中华传统美学自信的题内应有之义，恰恰在于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那种哲学即美学的精神范型——终极价值追求与现实生活乐趣的相得益彰，投射在人文艺术领域，便是人文关怀与诗情画意的相得益彰。用孔子的话来说，即是“尽善尽美”。无论是思想文化史的考察还是文学艺术史的考察，中华传统文化阐释学历来引以为骄傲的古典诗情画意之美，其内在的核心精神指向，恰恰通向中华哲学阐释学历来所强调的思想精髓，如“天人合一”“民胞物与”。有鉴于此，笔者拟就“诗情画意”与“民胞物与”之圆融合一的来龙去脉展开必要的探讨。 一、诗情画意的生成原理：叩问于“目击可图”与“游心太玄”两端 如果我们要找到一个处于历史枢纽位置的切入点，以便由此透视中华诗情画意之历史生成的内在脉络，那就不能不关注甚得苏轼之赞赏的晚唐司空图的诗学思想。不言而喻，这恰恰具有处身“唐宋传承转型”①之枢纽的特殊意味。不管《二十四诗品》是否司空图所作，司空图诗学思想的独特价值都是值得发掘的，而司空图诗学思想之关乎中华诗情画意之整体生成的基本要素，一是在“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哉”的经典话语之后，紧接着道：“然题记之作，目击可图，体式自别，不可废也。”②由此构成其特具艺术辩证意味的创作论思想。二是其“王右丞、韦苏州澄淡精致，格在其中，岂妨于道学哉”一说所包括的“澄淡”“精致”“格”(“直致所得，以格自奇”之“格”)“道学”(或曰“遒举”)四项所构成的复合型价值追求③。在近几十年的中国文艺美学研究中，司空图提出的“象外之象”“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得到了非常充沛的理论阐释，然而遗憾的是，这种阐释往往忽略了司空图原创理论话语中的语义转折和理论兼顾，致使阐释本身渐进于偏执。纠正偏执，回归原创，意味着要发掘司空图诗学思想不仅兼容诗情画意，而且兼容“目击道存”与“技道两进”④的特殊追求，而这又恰恰关乎中华传统美学的思想资源发掘和精神内蕴揭示。 以司空图的诗学思想为传承转型之枢纽，参照苏轼对“魏晋以来，高风绝尘”⑤的深度阐扬，人们定会发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文学艺术发展史内在逻辑，并非盛唐王维之个性独造所致，而是驱动于魏晋玄学时代“人的自觉”之际的人文主义思潮。当年汤用彤先生分析魏晋玄学思潮，曾特意指出当时“圣人有情”观念的重要意义，而其论述具体引述了《三国志·钟会传》裴注引何邵《王弼传》的一段文字： 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之情。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矣。⑥ 这是一段非常值得“接着说”的思想文化材料。不难发现，这里呈现曲尽玄思与体物两端之妙的玄同思理，体现着魏晋名士同时追求“忘情”与“情圣”的主体精神。其中心命题“应物而无累于物”特别富有的辩证意味，集中凝聚于“同于人”而又“茂于人”这一特定意义上的“茂”字：那意味着同一性情主体的包蕴性超越，即便在最基本的道家文化价值观意义上解读“冲和”为“冲虚”，从而以“虚静恬淡寂寞无为”为精神本根，“茂于人”一说也赋予道家乃至于释道合一的虚无主体以“空故纳万境，静故了群动”⑦的特殊意味。也就是说，涤除“应物之累”的性情纯洁和主体自由，并不意味着要排斥主体“应物”的主客统一以及“应物斯感”的感性真实。“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矣。”王弼对当时思想界流行观念的批评，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因为至今仍有人将庄子的“心斋”“坐忘”解读为佛徒静修式的“内向超越”。殊不知，“茂于人”所指的“比常人更丰富”的精神世界，不可能是自闭型的虚拟精神超越，而是以超然自由的精神意态拥抱丰富多彩的客观物质世界和主观精神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玄学“应物”观导引下的文学“缘情”观念，最终促使文学主体走向主客观一体化的“缘情体物”艺术实践，也正因为如此，发现进而描绘自然美的山水诗才得以兴盛发展。 中国古代文学“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⑧的新型自觉，与同时代顾恺之所谓“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⑨的视觉艺术焦虑彼此呼应⑩。顾恺之的视觉艺术焦虑，标志着对双重难题的关注——视觉形象的逼真讲求如何同时满足意念世界的高远旨趣。如将刘勰所谓“窥情风景之上”和顾恺之“目送归鸿难”的焦虑联系起来而作整体分析，人们就会发现，中华诗情画意的历史自觉值此已然有所实现。这既意味着绘画视觉艺术与文字表意艺术的交融，也意味着直觉感性真实与抽象观念真实的交融。如果说顾恺之是中国文艺发展史上开创“诗意画”传统的标志性人物，那么，他所提出的“目送归鸿难”的画学难题，实质上也是“画中有诗”的诗画交融美学难题。就中国绘画史而言，先秦韩非子“犬马最难”(11)的艺术哲学观念，与庄子“解衣盘礴”(12)的精神追求，似乎截然相反，然而，在魏晋以来“应物而无累于物”的辩证智慧导引下，先秦实学思维中的画学难易论，获得了与庄子精神玄远论彼此融会的可能。在包含这种可能性的历史逻辑中，顾恺之的“诗意画”艺术实践及其由此自觉到的新难易课题，应该被视为和王维“诗中有画”的艺术成就有着历史呼应关系的标志性人物与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