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012(2017)04-0037-05 2005年5月，后殖民主义批评家斯皮瓦克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韦勒克文库批评理论系列讲座”上发表了题为《一门学科之死》的著名演说，宣布传统的比较文学学科以及一切囿于专业主义的封闭式学科在当代已经“死亡”。①2012年，斯皮瓦克出版了她学术生涯总结性的论集，并将之命名为《全球化时代的美育》，以此表明美育是实现全球正义的最后一件有效的工具。②尽管斯皮瓦克本人并非“专业”意义上的美育思想家，但她治学的取径向世人传达了一个信息：文化批评已经突破了学科界限，开始并正在积极地发挥美育的功用。笔者对文化批评与美育之间的关系饶有兴趣，尝试通过本文的写作追索以下几个问题：艺术研究何以发生文化批评转向？艺术研究的文化批评转向如何对当代美育予以重塑？美育能够接受艺术研究之文化批评转向所给予的影响的内在机理是什么？ 众所周知，现代美育是现代美学的思想产物。但很多学者在津津乐道此二者间的派生关系的同时，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从诞生的那一天起，现代美育就已经迈出了与现代美学不同的步调。现代美学受启蒙主义“自主性”思潮的导引，以及学科主义的专业化趋势推动，一度开足马力向审美自主的方向狂飙突进，不仅引发了艺术创造的现代主义潮流，而且在艺术研究领域兴起了形式主义批评、新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等经典的内部研究方法。然而“美育之父”席勒在开辟现代美育的学术领域时，却并没有过分强调康德所设定的审美活动的“非功利”原则，他深受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影响，倡导以培养完整的“人性”为目的的全方位教育方式[1]，这就使得现代美育从根本上带有一定的社会功利色彩，并走上了“反专业化”的人文主义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席勒提出了作为现代美育理论基础的“游戏冲动说”：“应在形式冲动与感性冲动之间有一个集合体，这就是游戏冲动，因为只有实在与形式的统一、偶然与必然的统一、受动与自由的统一，才会使人性的概念完满实现”，“游戏冲动……使人在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都得到自由。”[2]简言之，席勒的美育思想并不倡导向单纯的审美、感性等方面极端偏至，也不主张对艺术的形式、媒材、体类、文本等作封闭自足的解读，而是呼求“以人为目的”，开放地对待作为美育手段的艺术活动。与之相似，20世纪的美育巨擘约翰·杜威将艺术定义为“恢复审美经验与生活的正常过程间的连续性”[3]12的人类活动，其用意同样是从完整的人的教育着眼，把艺术陶养作为引导人走向更丰赡的生活实践的通道。现代美育基本是按照席勒和杜威所勾勒的蓝图来开展其实践的。这一历史事实使得现代美学的艺术批评实践常常无法适应现代美育的育人要求，二者长期处于疏离状态，难以产生有效的沟通与互动。 不得不说，现代美学追求自主性之路走得有些过头，乃至于越过了“人相对于创造主具有自主性”的界碑，而走到了“人类产品相对于人具有自主性”的深谷当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艺术研究中的文化批评转向，便是对经典现代美学的审美自主路向的一种反拨。正是在艺术研究“向外转”的趋势下，其批评实践重新步入艺术所由产生的人类文化生活的广阔领域，获得了跨越学科界限的影响力；与之取得共识的美育也很快以开放的姿态接受其影响，从而对自身的议题、话语和实现方式予以重建。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现代主义艺术潮流被后现代主义艺术所倾覆，随着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注重内部研究的批评思潮被各种解构主义批评所压制，以审美自主为纲领的现代美学思想在艺术研究界失去了往日的话语霸权，取代其地位的，是以文化批评为代表的各种外部研究方法。艺术研究的文化批评转向是受到多股学术潮流共同推动的结果：一是哲学—文学批评界的文化研究。这一研究热潮始自西方马克思主义(从热衷于大众文化批判的法兰克福学派③，到享有“文化研究”冠名权的伯明翰学派④)，之后被后殖民主义⑤、新历史主义⑥、女权主义⑦等批评思潮推向更为广阔的领域，它们关注的议题常常涉及广义的社会政治层面。二是历史学界的文化史研究。这一研究路径在史学界由来已久，雅克·巴赞⑧和彼得·盖伊⑨是此一方向在晚近最具代表性的两位学者。三是文化地理学研究。作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文化地理学探讨的是人类文化的空间位置和地理布局，尤其是实际生活情景中具体文化现象的“地方性”。⑩四是文化人类学研究。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文化人类学的特点不仅在于对各种人类文化行为的关注，更在于它的关注方法：浸入式的田野调查以及作为其文本成果的民族志的写作。(11)上述学术潮流本身都是以反对专业主义的姿态出现的，更兼彼此推波助澜、交相呼应，强大的合力促使艺术研究走出了审美自主的现代美学封地，发展出多元开放的跨学科的文化批评方法。 于是我们看到：首先，艺术学研究者迅速把视野从传统审美艺术扩展到作为大众文化的视觉文化(12)、听觉文化(13)，并热切关注它们在当代消费社会中的发展特征；与此同时，艺术研究领域大量涌现出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等批评话语，致力于通过对艺术作品与现象的批评和阐释，消解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之间、男性文化和女性文化之间的“主流—边缘”结构。其次，久已偃旗息鼓的艺术文化史研究重新开张营业并取得空前繁荣，不仅在门类艺术中复兴了图像学@、音乐文化史(15)等古老的研究方法，而且兴起了以综合艺术史为知识基础的文化批评(16)，以替代同样统摄多种艺术类型的美学批评。其三，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以文化地理学为方法论基础的艺术文化批评，尤其以电影、戏剧为对象，阐发其影像或表演所蕴含的地域性的身份、身体、性别、权力话语、少数派话语等文化—政治问题。(17)其四，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大举渗入各门类的艺术研究，尤其在音乐、戏剧这两种具有一定仪式性色彩的表演艺术类型当中被最为频繁地使用，产出了大量基于田野调查的有关民俗音乐、民俗戏剧的民族志文本，为世界各地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丰富、翔实的文献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