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法分类号 G40-20） 比较，就是探究和分析两个或两个以上事物之间的共同性与差异性。比较法不仅是自然科学的，而且也是社会科学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比较法给予极高的评价：“比较解剖学、比较植物学、比较语言学等等科学，……正是由于比较和确定了被比较对象之间的差别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这些科学中比较具有普遍意义。”[1]比较教育就是主要以比较法来研究各国教育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比较教育学是教育学的一门新分支，在它产生、发展的100多年以来，其研究方法也经历了一个从单一化比较向系统化、多元化和科学化发展的历史演变过程。这种方法上的演变过程与比较教育学发展的历史分期紧密相关。 关于比较教育学发展的历史分期，通常以法国教育家朱利安(Marc-Antoine Jullien,1775-1848)于1817年发表《比较教育的研究计划与初步意见》为开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17年至19世纪末；第二阶段是20世纪上半叶的整个时期；第三阶段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直到现在。一般把1817年之前称为比较教育的史前时期。我们将按照这四个阶段来论述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的历史演变过程。当然，这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实际上每个阶段都和下一阶段有着密切联系。 一 比较教育史前时期的研究方法 比较教育的史前时期，包括从纪元前的古代到18世纪这一漫长的时期。 对于外国教育的研究，在古代就已经开始。“各个历史时期的旅行者必定带回有关他们所访问国家文化方面的事实和印象。在这些旅行者的报道中，必定包括有关青年人及其培养的评论，有的确实可以得出表示价值判断的结论。”[2]因此，第一批比较教育的先驱者是那些描述他们访问过国家的教育情况的旅行者。在他们的手记报告中，他们主要以描述的方法记载了关于异国文化、教育的情况。 在古希腊，将军兼学者的色诺芬(Xenophen,430-355 B.C.)在其著作《塞鲁士王传》中，对波斯教育进行了具体的评述，并描述了对波斯青年进行公民训练和领导能力训练的方法，而且对波斯教育和希腊教育进行了比较。 对文化和教育情况进行比较的思想，也在凯撒(Julius Caesar,102-44 B.C.)的著作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对高卢战争的评述》一书中，这位著名古罗马将军开门见山地指出了比利时人、亚奎丹人和凯尔特人所表现出的“语言、习俗和政体的根本不同”[3]。并且，他也简明地描述了督伊德教教徒(Druids)的教育目标和教育过程，还力图作进一步的解释。 古罗马的西塞罗(Cicero,106-43 B.C.)在《论雄辩术》一书中断言希腊人在实践雄辩术方面胜于任何其他民族。在《布鲁斯特》一书中，西塞罗再次提请人们注意希腊，特别是雅典的文化和成就，以及希腊对古代世界所作出的贡献。在谈到希腊修辞学教师之杰出时，西塞罗认为世界上最好的教师是希腊教师。 在中世纪，旅行的范围有所扩大。欧洲的观察者对各民族的生活、特征以及教育情况有许多报道。 1268年威尼斯最高议会颁布法令，规定所有威尼斯的驻外大使都要及时撰写他们在国外活动的详尽报告，包括对他们所访问国家的情况进行分析和介绍。这类报告中的某些内容，确实是与教育情况相关联的。 意大利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来到中国，受到元朝皇帝忽必烈汗(Kublai Khan)的优厚待遇，周游中国各地，写了一部《东方见闻录》，“开创了欧洲人认识远东的新纪元”[4]。见闻录中就有关于对中国古典教育的评价。 文艺复兴的16世纪后，外国旅行家大大增加，旅行报告和分析文章也日益增多。例如，意大利历史学家盖斯阿狄黎(Guicciardini,L,1521-1589)在荷兰住了多年后，于1567年发表了研究成果《荷兰》，赞扬了他在那儿发现的学术水平。盖斯阿狄黎是作为一位在国外作过实地考察的学者来发表教育评价的。 尼德兰的伊拉斯莫斯(Erasmus,1469-1536)，在其书信中写了一些有关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以及英国学术的评论。 17世纪，捷克大教育家夸美纽斯(John Amos Commenius,1592-1670)在唤起欧洲各国关心外国教育，努力争取相互理解与和平问题上起了重要作用。 17世纪下半叶，威廉·佩蒂爵士(Sir William Petty,1623-1687)率先开始收集有关社会和教育的基本数据资料。例如，他收集了大不列颠和北美殖民地的“教堂数、住宅数、村舍数、学校数、工场数、济贫院数以及家庭数”和“英国每年售出的某些精选书籍的数目”。另外，佩蒂极力主张汇总如下数据：有关高等学校录取的学生人数、出版的著作数、大学生的学位数以及大学研究员数、学者数、普通大学生数、自费生数和工读生数。这表明他已意识到文化和教育的差异，并提出用数据积累来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 法国哲学家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于1776年向叶卡德琳娜二世呈送一份提高俄国教育水平的计划。在介绍了所规划的大学神学系的情况之后，他指出：“正是如此，在意大利、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才造就出虔诚而博学的教士来。我不知道，无论在科学方面，还是在道德方面，不管是为了另一个国家，还是为了俄国，有什么必要要对这种教育大加改变呢？”[5]狄德罗的计划既是对俄国教育提出的建议，也是对法国教育的一种批评，虽然该计划最终未被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