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于日军之手。经过6周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南京几乎成为一座死城。虽然以往中外学界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已不胜枚举，然而关于后大屠杀时期日本军政当局在南京开展的“宣抚”工作，却还不太涉及。①事实上，在日军屠戮南京军民的同时，日本军政当局已开始筹备在当地的“宣抚”工作。“宣抚”一词，顾名思义，是指日本对中国沦陷区内民众采取的宣传与安抚之术，词义本身就体现了侵略者居高临下的语境。对日本军政当局而言，“宣抚”工作固然是欺骗与蒙蔽中国沦陷区内民众的重要手段，但在大规模屠杀之后的南京开展这一工作，则别具特殊的用意。笔者希望利用日军特务系统的宣抚班与外务省系统的同仁会的相关史料，通过对两者在南京“宣抚”活动的考察，揭示作为战争加害者的日本，是如何利用各种手段试图修改并抹去中国民众的创伤记忆，从而为其侵略谋求合理性的。 一、南京“宣抚”工作的启动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随着日军在华北占领区域的扩大，如何于沦陷区内安定民心与恢复社会秩序，成为日本军政当局面临的重要课题。7月21日华北驻屯军开始着手筹备宣抚班，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中选出52名具有伪满铁路“爱护村”工作经验的职员，将之编成7个班后分遣至沦陷区内铁路沿线各地。起初，华北宣抚班的工作方针仅在于“对铁路沿线居民进行安抚，从而使华北建设的基础明朗化”，②工作的对象比较单一，目标也比较笼统。至11月时，在各地宣抚班已形成网络的基础上，日本军政当局进一步明确其工作方针，乃“于当地安定民心，恢复秩序，逐步普及防共与培养对日依赖的精神，并确保兵站线安全”，③不仅宣抚的对象已变得宽泛，而且目标也更为具体。由于1935年华北事变以来日本军政当局即对华北开展分裂工作，南京国民政府在华北的势力式微，1937年11月后，华北宣抚班的工作重心主要在于防共与反共，其称“华北因已浸透了共产主义的宣传，应首先使民众摆脱共产主义邪恶思想，故而向其言传身教体现人类之爱的共存共荣精神。”④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日军染指华中。长江三角洲地带自战前以来，既是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心区域，也是欧美在华利益集中之所在。10月日军占领宝山县城后，随即组织了在华中的第一个宣抚班，当时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认为，日军华中作战的最终目标既然是南京，就“特别需要配属一个强有力的特务机关。除了对于作战需要进行策划宣传外，占领地的治安工作、人民的抚慰和知道工作都需要该机关进行策划。这是战争状态下极为需要作的紧急事务。”⑤淞沪会战结束之后，随着日军在华中占领区域的扩大，12月日本鉴于在华北的“宣抚”经验，出台了《华中占领地宣抚工作实施纲要》，明确华中“宣抚”工作之目的，乃“使庶民速归正业，保证其生命财产，首先使民心安定，恢复秩序，使其信倚我军恩惠之同时，逐步脱离执行抗日主张的国民政府，依附于新生政权，并从政治思想经济上形成亲日的氛围”。⑥值得注意的是，《纲要》特别强调诱使民众脱离国民政府的重要性，暴露出日本早有树立傀儡政权取代国民政府的用心。 12月10日，日军预计南京陷落在即，日本驻南京武官佐方繁木少佐与满铁上海事务所职员松冈功、马渊诚刚等人前往南京，筹划“宣抚”事宜。⑦12月14日，南京特务机关成立，佐方成为第一任特务机关长，负责对沦陷后南京的“宣抚”工作。12月24日，南京特务机关组织了从事具体“宣抚”业务的南京宣抚班，班长为满铁职员佐藤鹤龟人，班员也基本来自满铁系统，这些人不仅谙熟中国政治、经济、习惯方面的专门知识，而且中文水平都达到了专家的程度，混入中国人中其身份往往不易被察觉。⑧ 除了日军在南京的特务机关之外，日本外务省也积极参与南京“宣抚”工作。对日本政府而言，南京“宣抚”工作之要义，除救济民众、安定民心之外，还具有向国际社会展示日本“人类之爱”的任务。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外务省已令日本医疗组织同仁会派遣数个诊疗班前往华北、华中沦陷区内，协助日军开展诊疗业务。⑨外务省认为，派遣同仁会诊疗班之目的，乃“值此事变之际，作为我方文化工作之一，应考虑通过此活动尽可能得到内外民众的谅解”，⑩也即希望通过救治沦陷区内各地民众的疾患，消弭他们的战争创伤。当时的同仁会会长林权助称：“随着战局的进展，对一般民众之宣抚救治实乃必要，而且战前同仁会在华医院从事医疗事业已有三十五年，其存在亦无非基于救恤民众的精神……此次的中国事变不比既往各种事件，正所谓救济人类和平的一大圣战，故而交付我同仁会的任务亦极为重大。”(11)林对中日战争性质的错误认识固然要批判，但他认为同仁会对中国民众的救治是基于该会宗旨采取的行动，也说得相当清楚。考虑到诊疗班与当地日军特务机关的关系，同仁会理事小野得一郎特别向外务省强调了“此次诊疗班的事业一定与陆军的宣抚工作合辙，明了同仁会将按陆军指挥开展行动之重要意义”，(12)表明了同仁会参与日军“宣抚”工作的决心。 1938年2月末，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季正向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发电，称日军对于在南京开展卫生工作感到棘手，其压力主要来自英美等国在南京的势力，“总之，外人怀抱杞人忧天之想法，他们有意以他们之手推进此项事业，尤其是国际委员会已经改称为美国救济委员会(原文如此——笔者注)，并从美国获得巨额资金，积极对难民进行救济、诊疗、防疫等各种社会事业。对于此时他们的乘机，我方必须预先采取充分的准备。之前文化事业部计划中的派遣我方权威医师等工作，也应采取至急适当的措施。”(13)1938年3月，在外务省的要求下，同仁会向南京派遣诊疗班，该班计划将总部设于南京，并派遣分班至其近郊及镇江、扬州、浦口、芜湖等地进行巡回诊疗，南京诊疗班的班长为东京帝国大学医学博士冈崎祗容，其班员也主要由该大学医学部的医师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