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7)03-0082-10 自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从1913年建立开始，洛克菲勒家族就对中国的慈善事业怀有一套明确的目标并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他们给北京协和医学院支持了大量的援助并在1917年帮助其成为中国的第一个正规的西医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也被约翰·洛克菲勒高度赞扬为“中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而中国在此时还是一个以农业发展为主的国家，在二十世纪初，大约百分之八十五的中国人口依靠农业谋生。在中国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变以及工业化的进程中，大量的农业人口的温饱问题以及正常生活需求被忽视了。为了解决当时中国日益加剧的农村问题并尝试提高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洛克菲勒基金会理事委员会在1934年批准了第一个中国农村综合建设项目。通过分析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农村的目标、过程以及影响，为我们研究西方民间组织重塑非西方社会的努力和面临的重重困难提供了具体案例。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农村重建工作对于中国农业专门人才的培养和实践、西方先进农业教育与科研体制的引进、国际援助合作理念的传播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连年战乱、政局不稳以及资金短缺皆阻碍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发展现代化中国农村社会的雄心壮志。1944年，他们结束了在中国大陆的农村项目，并于1949年从中国大陆撤离，而洛氏基金会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影响至今在国际学术界仍广受关注。 历史学家们对于洛克菲勒基金会农村重建项目及其影响的争论由来已久。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年度报告(1936)中，洛克菲勒基金会强调他们中国项目的“潜在的意义不仅仅适用于中国，对于别的国家也是一样有效。”①Mary Brown Bullock认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非政府项目为二战后中美两国政府成立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树立了典范，为农复会在台湾取得的巨大成功奠定了前期实践②。马秋莎在她近期的一本书《改变中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百年》中，对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的农村改造工作做出了相当积极的评价：“中国项目是洛氏基金会在华工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由此，基金会从以西方文化重塑中国知识分子为目的的精英教育模式转向了旨在解决中国社会核心问题——农民问题的乡村建设。”③她指出，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项目的发展过程从早期注重精英教育的协和医学院到后期尝试农村地区的重建工作，展现了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碰撞、沟通、合作的深入发展过程。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中国项目作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者在东西话语(East-West discourse)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 然而，一些学者表达了对于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项目的质疑，认为其农村项目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James C.Thomson Jr.在While China Faced West的第六章写道，“洛氏基金会努力的失败是由于他们的境遇完全超出了可控制的范围。”④他认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渐进主义者们缺少必要的时间去实现他们的蓝图⑤。在The Stubborn Earth中，Randall E.Stross消极地评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农村项目在中国的表现，因为这些政策没有试图去解决土地改革的问题，在向农民推广新的种子品种方面也并没有明显成效，同时农业新技术对大多数最普通的农民的可用性都非常低⑥。 事实上，大多数中国学者研究的关注点仍停留在从中国的角度去认识洛氏基金会建立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以及农村公共卫生。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一手资料来更加全面地揭示洛氏基金会中国乡村重建工作的动因及意义。笔者翻阅的大部分档案资料来自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年度报告、项目评估报告，以及基金会工作人员的日记档案。其中值得一提的是Selskar M.Gunn⑦先生和John B.Grant⑧先生的档案，他们直接参与了洛氏基金会在中国农村的工作，这些资料皆存于美国纽约的洛克菲勒档案中心。从长远来看，这样结合美国和中国双方面的观点来重新审视分析，能够更全面地提升我们对于洛氏基金会中国农村建设的认知，并更有效地致力于重新定义在民国时期向西方学习流行的大背景下，到底什么是中国农村的现代化。 一、洛氏基金会的尝试 人们自然会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洛氏基金会试图重新塑造中国的农村治理呢?通过梳理洛氏档案，笔者可以得到的结论是，他们认为当时的中国拥有较有利的社会和政治经济环境。 洛氏基金会国际卫生部在华代表John B.Grant先生在他的报告中称“中国政府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自己试图开启显著社会经济变革的国家政府。”⑨此外，洛克菲勒基金会认为，目前民国政府鼓励并引导不论级别和形式的民间援助和国际合作项目。“在农村重建领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领导人欢迎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援助，他们也相信洛克菲勒基金会给中国农村建设带来一些有益的指导。”⑩民国政府越来越认识到需要重视农村日益凋敝的问题，希望协进会的工作可以帮助宣传扩展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11)，增强他们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Selskar M.Gunn先生，作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中国项目总负责人，曾强调：“在过去的一年里，公平地说，我们相对较小的努力获得了明显的成效，其意义是完全超出援助支出的。”(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