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4-0142-11 “东方文化事业”主要指日本国会于1923年3月通过《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案》，决定退还庚款兴办对华文化事业，后经中日两国政府协商与换文，组建由中日双方委员参加的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负责筹建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资助中日文化交流和中国留日学生等事业。[1]作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内容，“东方文化事业”长期受到日本学界的关注。1996年，山根幸夫综述了有关“东方文化事业”研究的日文成果。[2]21世纪以来，阿部洋、山根幸夫、熊本史雄等人，综合性地研究了“东方文化事业”的发展演变史。①中国学界虽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庚子赔款的相关研究中对“东方文化事业”有所涉及②，但直到21世纪才关注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以及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的活动③，且总体上认为该事业是日本的对华文化侵略，与日本学界相对积极之评价有所区别。[3] 日本退还庚款兴办对华文化事业，既是顺应国际上退还庚款的趋势与潮流，也有以此缓和中国人的反日情绪，促进“日中亲善”感情的内在需求。当初，中国各界对日本政府退还庚款抱有期待。遗憾的是，这种期待随着“东方文化事业”的启动，逐渐转变为对“东方文化事业”的疑惑、警惕、批评、反对和抵制。或许可以成为中日文化“合作”契机的“东方文化事业”，缘何迅速转变为文化对抗的靶子?最终，“东方文化事业”既未实现日本政府缓和中国人反日情绪、促进“日中亲善”的既定目标，也未达到中国各界要求日本全数退还庚款和掌握“东方文化事业”主导权的目的，成为一种零和博弈，甚至是负和博弈。笔者拟通过梳理与分析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中国政府、文化教育界、留日学生对“东方文化事业”态度转变的原因④，还原中国各界对“东方文化事业”态度的各种面相，探讨文化交流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以史为鉴，为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提供某些借鉴和启示。 一、中国政府：从感谢到抗议 为数至巨的庚款，无论清末还是民初都是中国政府一项极为沉重的负担，故缓付、停付乃至退还庚款是中国政府外交努力的一个重要方向。1908年美国退还庚款之事，就源于中国驻美公使梁诚之对美交涉。[4]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法、俄力邀中国参战，日本亦在“完成对华利权侵占的外交部署”后力主中国对德绝交、参战。段祺瑞执政府于1917年2月15日向日本提出缓付庚款请求，获得日本政府“允予考虑”，“原则上无异议”，“尽量劝诱他国符合中国的希望”。[5]11月30日，协约各国驻华公使函告中国：庚款自12月1日延付五年。[6]美国退还庚款与协约各国同意延付庚款，使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看到了列强退还庚款的“曙光”。 日本政府为缓和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以来中国人的反日情绪，决定效仿美国退款兴学。驻华公使林权助鉴于中国“留美者亲美，留日者反日”的现象，于1918年2月24日致函外相本野一郎，建议政府效法美国，“通过减免庚子赔款或其他方法”，改善留日学生教育设施，加强对华文化事业投资。[7]日本各界亦纷纷建议政府发展对华文化教育事业，以改变中国人对日逐渐恶化的感情。[8]5月，以倡导“文装武备”论著称的后藤新平继任外相后，便告知林权助：日本政府有意退还庚款，并派西原龟三与曹汝霖会谈。[9]6月，林权助致电后藤外相，建议将退还之庚款优先用于文化教育事业或卫生福祉事业。[10]9月21日，后藤外相向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提出非正式备忘录，表示日本“将于适当时机，抛弃赔偿金的请求权，办法另行考虑”。[11] 中国政府对此表示欢迎，并致函日本政府表达“感谢”[12]，以至于国际社会对日本政府此举备感迷惑，甚至质疑其中必有内幕时，中国外交部还主动为其辟谣。当时，路透社发表消息称：日本政府退还庚款，传闻以中国聘请日本人作为巴黎和会顾问，以及以矿砂、棉花自由出口等作为条件；中国内地的一些英文报纸亦指责日本退还庚款是“虚伪”行为。[13]9月28日，日本政府要求中国外交部出面澄清。中国外交部非常爽快，表示“此事不待日本提及，亦当更正”[14]，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对日本退还庚款的“感激”之情。此后，日本国会、外务省等开始讨论具体退还庚款事宜，包括退还庚款的办法及使用方法。[15]中国外交部则催促日本尽早退还庚款。 1923年3月30日，日本以法令第36号公布《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案》，正式退还庚款，以兴办对华文化事业。该法案主要内容包括：一是规定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的资金来源，系日本退还之庚款、胶济铁路赎金、所占山东矿山公司和青岛公有财产及盐业补偿金。二是规定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的业务范围：“1.资助在中国举办的教育、学艺、卫生救恤及其他文化事业，2.支持在日中国人的前述事业或同类事业，3.支持日本国内有关中国的学术研究事业。”三是规定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资金的支出限额为每年250万元，使用程序是日本政府制定其每年之收支预算、决算，并上报国会审议，获得批准后从大藏省支出。[16]这是日后《中日文化协定》和“东方文化事业”的所谓“法理”基础，也是中国各界认为日本并未真正退还庚款而转变对“东方文化事业”态度的重要原因。
